作者：汤嘉琛

　　数月前疯传网络的“云南政坛震荡”的消息，近期终获证实。昨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决定，对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原局长王南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陈锡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8月3日《中国青年报》)

　　按照官方的说法，三位问题官员同时落马，“彰显了党委、政府严惩腐败的坚强决心，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蹊跷的是，与官方的高调鼓吹相比，民间反映冷淡，即便在公众对官员贪腐行为深恶痛绝的大背景下，这则新闻依然没有引发强烈关注。

　　只有一个原因能解释这种吊诡的舆论格局，即官员落马的消息已经不再能让公众感觉到“惊喜”。一方面，近些年因贪腐而仕途折戟的官员实在太多，即便贪渎数额非常巨大，公众也已经不再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公众心里十分清楚，一个贪官倒下去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贪官“前腐后继”，所以难言“喜悦”。

　　早些年，网上流传一句话：“清廉的干部都是相似的，腐败的官员各有各的问题。”但几番时过境迁，近几年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某些共性，他们都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演绎着相似的腐败故事：从手段上讲，无非就是利用手中的财权、行政审批权、资源配置权、人事任免权等公权力去置换私利；从表现上讲，贪污受贿、包养情妇、提拔亲属等庸俗的“剧情”一再重演；此外，正如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所概括的，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一个奋斗的青年，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以此对照此次落马的三位云南官员，贪腐情节基本都很“老套”，没有跳出上述“怪圈”。

　　官员贪腐没有“技术创新”，反映出两个极其严峻的现实：其一，当前的腐败已经呈现制度化的趋势，在一套坏的制度下，即便是原本非常清廉和刚正不阿的人，只有踏进官场，就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被“同化”，否则就会被视为官场异类而遭遇“逆淘汰”；其二，当前的反腐肃贪制度严重失灵，并不能对心存贪腐之心的官员形成有力的威慑，这些“前腐后继”的官员对贪污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有着清醒的认识，甚至形成了“不怕，顶多判个五六年，到时候再减个两三年”的共识。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官员落马的消息“漠不关心”，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既说明公众对既有的司法体系不再葆有足够的信任，也意味着反腐肃贪的系统工作中将缺失群众监督这股重要力量。

　　因此，要想有效遏制官员贪腐乱象，需要改变当前这种冷眼旁观贪腐行径的现状，激活公众监督官员的力量与热情。从已经落马的官员来看，他们之所以走上不归路，主要是因为政治立场动摇、价值观念扭曲、法律意识淡薄、道德防线崩溃和侥幸心理作祟。而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保障，有关部门必须认识到既有的反腐肃贪举措的不足之处，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的刚性。同时，立体式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必须认识到同体监督的局限，拓宽监督渠道，形成党内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社会矛盾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也会进入多发期。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个特殊的坎上，如何强化制度化反腐的能力，对当前的执政党无疑是一大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