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部周一称，要抓紧研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对于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

　　今明两年将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峰期，43%的债务将在两年内集中到期，预计达4.6万亿元。在国家房地产调控不断升级的大环境下，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缩水严重，还债正在朝着一场危机演变。目前国家监管机构正在通过平台贷款的退出管理、合同补正、追加抵质押物、增提拨备和提高资本占用成本等方式对平台贷款风险“降旧控新”。综合来看，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状况将有很大好转，银行补充资本压力或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譬如，今年以来，国资背景公司的“大小非”在不断增加。今年2月份成交额还是61.7亿元，3月份突然发力突破140亿元，而5月发布的减持公告显示，上市公司股东共减持了5亿股，环比大幅上升108%。而从被减持的上市公司的股东性质来看，国有股东减持占比约为55.4%。这一比例创出近三年来的新高。这就充分显示，地方政府及地方国资委密集减持麾下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对地方债偿债高峰，遏制地方债可能带来的危机。

　　但是这些办法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在资本市场低迷的环境下减持股票，一方面不利于市场稳定，一方面这个价格确实有点低了，而且也弥补不了10万亿之巨的地方债规模。

　　不过，地方债纵有重重困难，终究不太可能成为坏账。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地方政府只是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而且向地方债务或地方融资平台放款的，大部分是国有银行，因此不论从法律上讲还是实际贷款，地方债最终还得由中央负责。考虑到中国坐拥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加之近年来中央财政收入连创新高，因此，中国的地方债务最终发生违约的概率几乎为零。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主权债务是无风险的。事实上，正是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前些日子，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因而严厉抨击挥霍无度的美国 “借债成瘾”。比较美国的87%、英国的80%以及日本的210%，中国的国家债务与GDP之比只有17%，因此中国的主权债务信用度应该是很高的。

　　不过，如果再将中国政府其他一系列显性与隐性的债务，譬如铁道部高铁建设的上万亿债务、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救市计划的各地配套的地方债务，还有那些代表国家放贷的所谓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以及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不良债务全部计算进来，那么中国实际的债务/GDP比例可能高达90%，和美国主权债务与美国GDP之比相差无几。

　　与美国国债相比，中国债券的流通性极差。更困难的是，减缓主权债务危机的两条途径——增加收入和减少支出，对于美国来说，其回旋空间都很大，美国目前税负相对较轻，而政府支出的三项主要内容——军费、养老、医疗，都有降低的余地。而中国，除了整个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税负已经很重，增税余地不大，而养老、医疗、社保基金严重不足，亟待补充，除了政府开支包括三公支出可以大大削减，其他办法似乎不多，而减少政府开支包括三公开销又是在现行政治和行政体制下最为困难的。

　　因此，中国的主权债务也存在严重的隐忧，而那种最终由中央埋单的财政结构鼓励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则尤其必须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