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以盈利为目的成立公司也成罪名？
周泽：以盈利为目的成立公司也成罪名？
主持人：下面有请周泽律师！他现在参与贵阳黎庆洪案，是公益诉讼代理。
周泽：各位老师下午好！非常高兴何兵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我简单汇报一下我这些年做的黑社会案件辩护过程的感受。
黎庆洪基本情况是：黎庆洪犯罪第一次抓了17个被告，黎庆洪所谓的黑老大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但给他的罪有5个：黑社会组织罪、赌博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采矿罪、非法私藏枪支罪。
从具体的犯罪来看，即使都能够成立，也是纯粹的个别犯罪，因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一个空东西，若没有具体有组织的支撑，这个犯罪不可能成立。只有一个证人证言，只是听说是黎庆洪指使的，没有其它证据，以此就定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赌博罪，说黎庆洪跟很多人打过麻将，有时候打得比较大，列举了几十起赌博犯罪，找上百人作为证人证明黎庆洪有赌博罪。后来公安机关把所有打麻将的人都抓了起来。这个事很奇怪，打麻将在云贵很普遍，有钱人可以打得大一点，没钱的人打得少一点，黎庆洪是大老板，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不以此为业，也不是聚众赌博。
结果一审被判了19年，二审时找到我，我在网上制造舆论，写了很多材料，引起领导重视，反映很大，媒体也报道了，说重新调查。
有一个律师看了起诉书以后说，这个不像是一个有罪指控，倒是表扬他为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比如在哪里开了一个矿山，什么时候与谁合伙办了一个企业，赚了多少钱。这样的东西怎么能是违法犯罪事实？而且起诉的理由极端荒谬：以盈利为目的成立XX公司(现场笑)。有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成立的公司吗？再有是认为什么事有利可图。只要有利可图就是犯罪？
黎庆洪案体现出重庆司法程序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在这个过程中大肆抓人不说，还大肆的没收财产，据家人说他们看着有点价值的东西给给抄走，给人家小孩子的红包也拿走。我看到的黑社会案件，从家里人收走说是金华火腿、茅台酒、烟，这些东西怎么能认为是他的犯罪所得呢？总之你家有这样的东西就会抄走，最后被认为非法所得，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完全无视一个民营企业家几十年的艰难经营，完全无视一个民营企业对这个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
龙卫球：我们市场经济中有大量非法经济
主持人：感谢周泽律师。下面请北航的龙卫球院长。
龙卫球：非常感谢。我谈几条：第一，有没有黑社会？肯定有，没有不会打。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提倡打黑？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出现了问题？江老师讲要搞法治经济，我们没有搞法治经济。有没有随便一纠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法治经济，我们市场经济中有大量的非法经济。
法治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合法经营。有没有不合法经营？比如政府权力经过，有没有真的是靠垄断一种资源打出来的？小县城要经营一个菜市场有没有黑社会的存在？可能真有这种情况。
第二，自由竞争。现在讲国进民退，讲项目经济，讲跑步前进。
第三，公平秩序。有没有公平秩序？到现在为止，《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这样的法是否真正落实？是否真的让地沟油、假酒退出市场？我觉得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并没有走法治经济道路，而是大量培养经济，原因是什么？可能是政府未注意把经济放到保护中，这样不断的打肯定有黑暗。
另外是司法问题，我看这个材料就是运动司法，运动司法方式不符合法治要求，以此出现了今天所讲的法治问题，所有的经济确实很黑，不管是红黑还是黑黑，都是黑的。打的过程中又是运动式的，当然还有其它的。
韩老师所讲的我特别赞成，即权力不正当使用，使用权力的历朝历代，不管是人治还是法治，其实大家关心的权力是否作为政治打击的手段，关心的是权力的使用问题。谢谢。
张剑荆：执政党应进行理论创新
主持人：现在有请中国改革杂志社张剑荆做点评，大家欢迎！
张剑荆：我想说几点：第一，权力资本的崛起，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权力资本急剧膨胀，扩张自己的利益，侵害别人利益，造成整个矛盾激化。政府在导向上追求权力的控制力，追求国有资本，追求大和强，追求秩序。再一个是面对邪恶的东西，公然违法，没有足够的力量制衡他、阻止他，为什么没有力量拿住他？老百姓没有力量，上面是否有力量？要思考，如果有力量就不会持续如此之久。
第二，如何扭转，能不能得到扭转？在这里我提一个建议：全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层次比较高的机构来甄别重庆这几年大部分的黑社会案或者一般案子进行审查和甄别。这个委员会应该是独立的，层次比较高的。然后在经济学或者以何兵教授牵头，发起一个联合委员会(民间)，共同推动这个事件的解决，否则不一定能得到扭转。
第三，执政党应该进行理论创新，进行思维方式的创新。因为在执政党内的一部分人已经丧失了部分思维能力，回应重大挑战的理论能力已经没有了，面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些陈词滥调为自己辩护，而那些极左的力量而且变成强有力的挑战者，挑战你的理论体系，你又没有办法。
所以执政党要进行理论创新，要用一些新东西。新东西是什么？用法治、民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这些问题，回应这些挑战，这样就很有效。否则，重庆模式究竟是左还是右，表面上有左的成分：唱红。但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并不反对权贵力量操控市场，既具有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那一套东西，是极右，林彪事件后大家批左，毛主席说他是行左使右，左和右能不能概括现状？
所以要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一种基本的普世价值，用法治、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不仅仅要依法治国，党要依法治党，党考虑在这个轨道上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看法。
主持人：感谢张主编，他讲的几个点都是要害：第一，重庆事件为什么能够持续这么长？持续多少年，而且在全国一定范围起了一种效应，比如唱红，各个地方跟着唱红，黑打，各个地方跟着黑打。这个要进行反思，我的思考结果是，这个是有市场的。在官僚阶层是有这样的渴望的，把民间资本变成官僚资本，通过唱红来牵制你的思想，唱红关键不是唱与否，而是我让你唱什么就唱什么。第二，能不能扼住这股逆流？张老师说我们组织一个委员会，我觉得可能马上把我们打成黑社会了，我们没有那个想法。第三，理论创新。政党是一个政治的党，如果一个政党没有思想，没有政策，那这个政党一定会出现执政危机问题，政党就是思想和政策，不出新政治、新思想，那这个政党存在的危险性比较大，张主编不愧是《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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