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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土耳其实现现代化转型与传统精神共存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1日16:41  新浪公益

  昝涛:内外合力促成土耳其多党民主制改革

  昝涛:今天中国人讨论世界形势,分析自己的崛起,以前那种关注欧洲、美国的视角逐渐受到扭转,发现在中国以西、希腊以东更大的区域里出现了很多变化。过去关注的是动荡、极端主义,关注的是负面的东西,包括上次我参加蓟门决策论坛讨论阿拉伯之春,在这个地方也提到了土耳其模式问题,原因在于在过去一两年来的一个大动荡背景下,有这样一个地区性的中东大国伊斯兰国家——土耳其,风景这边独好。经济发展不容忽视,在过去十年(2002-2011年6月),正义与发展党连续三次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延续了单独的议会组合。这是土耳其在今天经济上、政治上大家所关注的两个原因。

  另外,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是高层相互访问非常多,前不久土耳其总理访问中国,引起各方面关注,至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两国之间相互关心(中国人称之为核心利益)的问题进行了交谈,交换了意见,而且还突出了一些主题。之前习见平副主席访问土耳其时,希望作为新兴经济体在一些既有的国际机构,比如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里加强协调。以前(现在也是)由西方做主导的机制比较大的束缚了新兴经济的自由活动和发展,比如巴西、中国。土耳其现在是世界上第16大经济体,它们自己的预测在2023年,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成为十大经济体。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土耳其显然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国家。

  百年前土耳其是中国榜样

  从中国纯学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中国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土耳其。土耳其作为一种模式,不一定是今天大家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意义上来谈,作为一个榜样的模式,它引起的关注是很多的,至少从康、梁时代,从革命党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关注土耳其,那时候关注土耳其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共同的命运。亚洲东西两端有两大病夫:东亚病夫(中国)、西亚病夫(土耳其),土耳其比较早发生革命,而且是独立建国的一个国家。康梁时代,康有为在游历欧洲时,赶上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收录在他的文集里。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汪精卫包括后来的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土耳其,中国讲新思潮时,研究西方,研究希腊,讲革命是研究土耳其。因为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反帝封建的民族革命是比较早的亚洲(非西方国家)独立建国的典型案例。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了对土耳其的羡慕之情,很多书、很多杂志都是关于土耳其,比如那时候的《东方杂志》两期是以土耳其为专题,比如有人写新土耳其、土耳其革命史、新土耳其建国史。所以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段是以土耳其为榜样,那时候是革命的土耳其模式。

  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土耳其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放在一边,关注得比较少。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重新关注土耳其,1981年出版了刘易斯1961年的书《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翻译成中文到中国。刘易斯的著作体现了土耳其榜样作用或者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模式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现代化”在50年代、60年代的西方比较流行,现代土耳其的兴起是这样一个现代化研究范式当中的经典。在当时非西方世界里有两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一个日本,一个是土耳其共和国。

  第三次谈土耳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初,当时苏联解体,大量新的民族国家出现,尤其是中亚地区,同样是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出现了新的转向,以前是苏联的一部分,现在独立了,学西方。所以他们首先学土耳其,因为那时候土耳其有一个模式:市场经济+民主制。土耳其跟这么多讲突厥语的国家和民族有相似的文化、语言、历史背景被称为榜样,很多中亚学生愿意到土耳其留学,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兄弟也愿意去土耳其留学。那时中亚长期在苏联控制下,得不到很好的进步,进步比较难,对土耳其的文化扩张或经济而言也是一个障碍,现在急于输出这样的模式。

  第四次谈,也就是今天谈的“土耳其模式”是2003年美国打赢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着手重建伊拉克时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土耳其模式”被西方官方、学术界在不同场合被认为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简单概括是“在穆斯林国家建立了稳定、世俗的民主制度”,这延续到阿拉伯之春。

  凯末尔改革全方位排斥传统宗教影响

  回到今天的主题“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什么是“现代化”?对东方国家来说是从过去封建帝国的模式向到现在民主国家的转变。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从一个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政教合一的帝国变成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这是凯末尔党人做的工作,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在这之前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同时,有军事的改革、技术的学习引进、制度文化改革引进等,一直到凯末尔改革,基本上完成了土耳其的现代化。

  这个现代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的就不再是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对于帝国境内讲突厥语的人重新建立一个新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而建构这个身份本身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但不是终极的目的,只是手段。终极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民族主义内涵了进步和现代化的内容。土耳其在过去的一百年向西看,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冲动与梦想是存在的,即使它通过打败欧洲的对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时,他自己的现代化梦想依然是向欧洲学习。二是现代化的主要体现为世俗。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形态也是一种价值,所谓价值是作为一个整体抛弃了帝国传统,新的土耳其民族应该是现代的、强大的民族,而一个现代的、强大的土耳其民族就要向西方学习,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为了建立这样的国家,除了刚才讲到做了大量的改革,无论是从外——穿着、服饰,还是从制度——国家法律制度、法学等,都是向西方学习。这个帽子(礼拜帽)在19世纪初土耳其改革时就改过一次。到了凯末尔时代,要带一样的帽子(礼帽),礼帽在西方被称之为“文明的帽子,中国人拄拐棍叫“文明棍”。

  凯末尔要确保改革的成功,当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凯末尔主义的时代是威权主义时代,是一个进步主义的时代。有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阶层的人在这个体制内作为推动改革的中央力量。进步主义一定要确立自己的敌人,什么是反动,传统宗教。对他们来讲,除了外部的敌人,就是内部的敌人,外部的敌人已经被他打败了,内部人敌人比较保守。所以世俗化是从组织上解散,在教育上完全排斥宗教的影响,在法律的来源上重新建立。这是凯末尔党人所做的,这个做法从今天角度来讲有点矫枉过正,像我们曾经激烈的反对儒家传统一样,于他们而言也有自我否定的过程。

  1946年,二战结束没多久,土耳其在当时世界两大阵营的格局下投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怀抱,1950年土耳其加入北约。1946年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改革,这个改革有很大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高层领导人的现代化冲动,认为这样做是更好的,要改变凯末尔时代威权主义的做法。不过土耳其在走这条路遇到了挫折,比如有多次的军事政变。我看到土耳其军人干政的过程很有意思:没有建立长期军事统治,恢复秩序的任务完成后回到军营里,重新让文官进行自由的活动。

  土耳其在实行民主化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敌人,也遇到了内部矛盾,第一,文武矛盾;第二,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第三,族群矛盾。民主化的一个特点是要释放出不同的声音。冷战时期更主要的矛盾是左右之争,这是几大矛盾。在今天的土耳其争论的不是左右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有两大问题值得关注:教俗矛盾和族群矛盾。

  民主化意味着组织政党是自由的,尽管土耳其在自己的宪法里一直宣称是一个世俗化国家,但作为一个99%为穆斯林人的国家来看,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完全不受宗教力量的影响,任何一个政党也不可能打擦边球式的,去利用这样的力量来获取政治的力量。当然也有人提出“宗教复兴”口号,土耳其政党往往受到以军方为代表的压制,军事政变就是这么发生的。

  小企业发展是土耳其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过去有那么多的土耳其模式,那是我从不同角度强调的几个方面来说的。从现代化进程角度来说我觉得“土耳其模式”有两个:一个是凯末尔主义,一个是今天的埃尔多安主义。能成为一个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长期运行,让人觉得前景不错的状态,这才可以称之为模式。从民主化角度来说,1946年土耳其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但我并不认为是土耳其模式已经形成,因为对军方来说,还是对很多反对凯末尔主义者来说,威权主义的思路没有改变,1946—2000年这半个世纪是过渡,为埃尔多安主义第二个阶段做准备。埃尔多安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类似于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相对于土耳其本身国内的变化来说,是对以前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凯末尔主义的反制或者反抗,这个反抗是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第一,并没有反对、颠覆凯末尔党人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第二,继承了过渡时期开始的民主化所开辟的多元主义;第三,在教俗关系上有所变动,并没有走向极端或者宗教复兴的伊朗模式,走向的是一个强调世俗主义、强调民主、强调宗教自由的新模式,这是埃尔多安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为什么会形成埃尔多安模式?为什么它现在成功了,以前却失败了?很多人谈土耳其模式时,往往不太重视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是80年代厄扎尔执政以来的变化,这相当于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到了厄扎尔融入全球化、初步导向式的发展模式。对土耳其来说实行这样的模式意味着与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搭边了。土耳作为一个人口、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素质各方面不错的国家,很自然在现代化中分得一杯羹,尽管金融体制不是很稳定,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经济动荡,但在基础的制造业上,土耳其是一个受益者,从积极的劳动分工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和可能,推动了国内基础设施与就业,土耳其社会进入到大的、全面的城市化时期。土耳其今天有7000多万人口,1/5—1/4的人口集中在伊斯坦布尔。这些人跟过去不太一样。土耳其在过去出口替代进口发展模式时,大的企业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如果那时候发展得到经济利益,很重要的是与国家有关系。而现在通过自由的加入到全球化分工,小企业可以发展起来,这些企业发展所带动的是小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些人在民主化时代成为决定政党胜负的重要方面。对这些人群实行什么样的福利、组织去影响他们,获得他们的支持,是当代土耳其在政党竞争过程中需要做的事,伊斯兰政党恰恰有这样的优势,伊斯兰主义政党依托与传统以及民间组织,而他们向来就做慈善工作,而这些一直是草根行为。

  另外小企业的出现也要寻求能够代表他们的理念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恰恰符合。正义与发展党把握时代的脉络,并吸取失败教训,利用原来传统宗教的草根基础组织,同时推出了一个技能:把全球化的受益者或者失败者同时容纳进来。这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发展很重要,土耳其模式与全球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在这里。这么看对中国等国有很多启示,大家可以一起思考。

  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推动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

  从知识的角度来说也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叫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所谓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是相对于过去大学里的西化知识分子。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指凯末尔主义者,是大学里、世俗的媒体里(包括公共知识分子)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现在这个变化一方面是土耳其大学体制自身有大的发展,开始着力培养;另外,从60年代末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土耳其影响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土耳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命运时,与自身传统相结合:发现过去对土耳其的过分否定不好,这需要纠正。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人如何舒适的生存,舒适的过一个现代化生活,也不失去精神家园,正义与发展党吸收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百家讲坛讲传统文化的人,那么多农民工之所以看他们的节目,愿意排着队买他们的书,是因为为这些人提供了精神支持,精神生活很重要。虽然没有买起房子,没有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每个人都能领到工资,而且当把钱寄回家时,那时候的你还是有精神追求的,有与家园的感情,土耳其人也是一样,伊朗人民也是一样。所以所谓宗教复兴者无关乎物质,而是关乎人的心灵。在这个角度,正义与发展党把握了这样一个时代,它逼迫着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威权主义者执政的政党也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比如共和人民党,最世俗化的政党,它的党魁也学会了如何为妇女戴上伊斯兰教的头巾。

  这是今天讲土耳其模式,埃尔多安主义要看到的背景。

  土耳其共和国从外部来看,不同时期可以看到它走在时代的前列,无论是革命的、现代化、中亚的、还是大中东民主计划,提供了很多榜样。从土耳其自身角度来看,凯末尔主义、埃尔多安主义,土耳其从激进的凯末尔主义现代化模式,向更为中和、更加强调民主价值的温和、强调伊斯兰传统的埃尔多安主义模式转变。一方面在执政过程中实现了土耳其的经济繁荣,执政的政绩没什么好说的,摆在那儿,任何一个国家首先考虑的是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化解了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所造成的精神性的社会紧张,今天的土耳其走向了更为健康、更为常态的现代化。这是我们看土耳其转型要知道的过程。土耳其一百年来很不容易,中间曲折很多,半个世纪以来多次军事政变,长达半个世纪的族群冲突,一直存在着教派之争等。但现在来看,今天的土耳其欣欣向荣,相当于中东大片国家来说,土耳其发展的格局值得欢欣鼓舞,也值得我们去研究,对同样崛起的中国来讲,除从地缘、政治、利益、做买卖思考以外,土耳其模式在西方来说可能过时了,但在中国还不过时,还是很重要的,远远地走在了我们前面,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时间关系我总体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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