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吝啬的消费者之一，2010年，家庭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仅为35%，相比之下，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比例分别为71%和57%。(《新华网》7月9日)

　　说国内是全球最抠门的消费者，并不过分。跟其他国家相比而言，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 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

　　显然，国内民间消费与政府消费“一落一涨”的原因，于过去几十年的财税制度安排有关，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至今仍没有改变的迹象。所以，要想医治当前“国富民抠”的尴尬局面，应当先从限制政府征税权入手，减少政府收入，相应增加民众的收入，从源头上激活国内消费。

　　就目前而言，我国现行税收行政法规大约有30部，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有50部，其中，经人大立法的只有《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三部法律，有相当数量的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尚未得到法律授权。

　　放眼过去和现在，税收民主的缺憾始终伴随着普通老百姓。比如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上调印花税至3‰的决定，导致了国内股市的狂跌，而印花税的调整，开征前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提前打个招呼，更遑论征求股民们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房产税，从酝酿、动议再到重庆、上海的试点运行，不管是征收对象、税率、纳税评估，还是一些重要环节，都是职能部门和一些专家独自操作、闭门作业。

　　所以，今后不管是征税权，还是加税权，都必须掌控在人大的手中，政府获得税收收入应当以民众的同意为前提。对每一项税收，包括涉及到税额和税率等问题，甚至于征收或废止某一税种，只有政府同人民代表协商，才能达到合理征税。

　　拿1995至2007年这12年来分析，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能减缓，民间消费的增长难免会是纸上谈兵。

　　除此之外，我国还应控制总体税负规模，参考同类国家的税负，通过立法的方式，硬性规定为GDP的一个比例，同时要控制税收增长速度，譬如，硬性规定每年的税收增长速度要与GDP同步，以实现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税收负担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