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反对户籍改革背后的真问题值得思量

　　贺方

　　今年四五月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事实上，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8月20日《国家财经周刊》)

　　面对“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的尴尬现状，相信不少人会义愤填膺地指责一些地方主政者的“地方利益保护主义”。这样的指责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户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而大量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是无法享受这些福利的。这就意味着，如果维持现有户籍制度格局不变，城市可以轻松占有大量外来人口的贡献，却不用承担与之相对应的公共福利责任，换成谁当市长，估计都会反对户籍改革。

　　不过，如果仅以此解读市长反对户籍改革，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即便地方政府不需要负担外来人口的教育、社保、医疗等福利，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管理者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外来人口的涌入，不断挑战城市道路交通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承受能力”时，城市主政者对外来人口“既爱又恨”的心态就会显露无遗。

　　为什么城市的外来人口会越来越多，总是挑战着城市人口规划的极限，以至于市长们不得不通过反对户籍改革来抵挡这种城市人口增长。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地区之间发展严重失衡。越是大城市，拥有的各种资源越多，提供给人们的发展机会也会更多更好，哪怕是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这就使得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之类的问题上，排外情绪愈加严重。

　　顺着这一逻辑推衍下去，同样应运而生的还有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在财权大量上移而事权大量下放的格局之下，一些城市主政者除了需要在现行财政体系之下，通过“土地财政”等方式创造收入，还要通过减少财政支出以“变相增加”财政收入。外来人口获取当地户籍后，为其提供相应的福利而必然会增大财政支出。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当然会反对户籍改革。

　　不论是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导致的城市人口膨胀，还是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政府“不愿揽事”，都不是地方主政者所能解决的宏观问题，因此他们只能从局部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理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的现状，不应该把板子全部打在地方主政者身上，而是应当反思隐藏在背后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