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决策第18期:我国城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4)

2013年01月27日22:41  新浪环保 微博

  叶一剑:我沿着大家刚才关注的、有争论点的地方来说。最近这一阶段我们有一个笑话:彼此见面第一句话不是“你吃了没?”而是“你城镇化了没有?”大家疯狂的谈城镇化,这与中国整个舆论创关键词城镇化的现象有关系。在我参加的很多研讨中,大家对已有的城镇化或者在此之前的城镇化一些分析和评价,“困境不得持续”的基本判断是有的,就像今天宣老师用他比较详细的数字、体系给我们分析了原有城镇化的逻辑、问题和困境、不可持续性,这是比较清晰的。听多后会发现已经是共识,在网上搜也已经是共识:原来的东西不可持续,问题在哪里?这些共识都已经有了。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快速的城镇化过程,每年以一点多的百分点增长。但中国城镇化的热潮不是从今年开始的,而是从十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因我也做这一块的小研究,今天谈城镇化时很重要的标准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单从人口转移过程来看,我们不往前推得更早,从1920年或者1910年—1930年,那个阶段有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趋势非常明显,但当时趋势不是因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导致人口迁徙,而是因为当时为混乱的时代,在混战时代,老百姓到城里更有可能,比如把孩子、老婆放到农村,我去城里讨生活,回头补贴,因为农村已经破产,是一个被逼迫的机制出来,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历史上人口第一次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

  第二次是建国后到后来出现的上山下乡。其实在上山下乡之前,农村包括城市人口膨胀非常明显,这样使城市资源的承受能力受到一定冲击,甚至影响当时整个中国政权的稳定。所以有了后来人为的或者政府行政性的将人口向农村分流。

  从今天开始往前一轮的快速城镇化,特别是入世后,全球贸易转移到中国后伴随工业发展导致产业工人快速向城市地区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

  如果这三次人口转移从城市化的角度或者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前两次没有人用城镇化或者城市化的概念概括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基于工业化或者人口向城市自然而然的吸引过程完成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才看到冠以城镇化的名义研究这次这口的迁徙。从人口迁徙的角度,刚才大家一谈人口比较兴奋,有从法治、人权包括计划生育是否可以延续,包括将来从经济角度对中国影响、老龄社会、养老问题等,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无论是做城镇化研究还是做整个中国社会包括整体性变革,人口因素非常重要。

  反过来用人口因素看今天很多城镇化决策,就会发现将来的危机非常大,比如说现在大量城市,很多新区建设。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痊愈的城镇化,所有地方包括纯农村地区也在进行城镇化,即很多地方提出来的“农村社区化”。大城市叫旧城改造,可能是一个再次城镇化过程;新的人口转移到城市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同时城市郊区不断蔓延,又是一个城市郊区的城镇化现象。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中国都在进行城镇化,在痊愈城镇化的概念之下,如果将我们现在已做出来的批复新的城市化规划人口容纳总数加到一块,可能是现有人口的几十部的数字。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执行下去,有些会执行会是半拉子工程执行不下去,因为财务上的安全等不可持续,如果按照这个执行,会发现将来人口都不够。

  上次我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时提到一个观点,我去唐山,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很漂亮的城镇化新区规划,说将来这里要集中50万人。我问他人口从哪里来。他跟我算周边地区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转移上来,算来算去发现最多只有40万人口,也就是说周边地区弄不了50万,最后发现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告诉他,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从全球人口迁移方向角度来看,从内陆地区像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迁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做得不错,将来人口有可能弥补,内陆地区人口迁移有可能弥补10万人的缺口。问题在于,人口迁出地区现在规划怎样,能够弄够这么多的人口吗?这在将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目前为止我们应该从人口学或者从人口的角度对中国城镇化现实决策包括未来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做一个充分研究,这牵涉到安全问题,也包括可持续问题。

  第二,今天我来时专门去门口书店买了谈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法治问题的两本书,一本书专门谈研究,都是中国政法大学老师做的课题,也是国家的重点课题。另一本谈中国央地关系的法治化解决出路。为什么我要买这两本书?刚才听宣老师的演讲也能感受到,中国城镇化道路对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光荣与困境并存。也就是说我们经济能够获得这样的增长与中国城镇化或者人口转移有密切关系,但这样一条道路给我们带来很多困境。困境之一是对中国经济、社会来讲包括整个国家的变革而言,可能都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有些是致命的。管院长刚才提到财务安全性问题、人口问题。现在中国有一个显性矛盾,即看到快速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是谁在主导?同时我们一直在谈基于中国所谓法治失灵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法治失灵和没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参与机制,就会看到暴力显性的拆迁事件,包括城中村改造、农村土地的剥夺。在一系列冲突中,法治是失灵的。如果法治失灵将走向哪里?这说不清楚,这就是不确定性。中国在这样的阶段,包括接下来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有一个很重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地方可能会产生。所以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法治问题非常重要,而不是像今天完全被权力和资本所裹架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有一个小例子,在谈中国城镇化体系中,痊愈的城镇化概念里会看到农村社区化。农村社区化看似是为了解决让农村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的问题,但背后很多地区的真实逻辑是——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例子,老的农村村庄不让你盖新的,因为老的宅基地都不让你盖。为什么不让你盖?目的是希望你去所谓规划出来的社区里买房子。这个房子是谁做的?与地方政府有关系。现在已经有这种案子出来了,搞所谓的新型社区建设的开发商与当地基层政府(乡镇政府书记)有密切关联性,所以他们的房子盖好后,不可能像北京有这样的资源集聚能力,没有人买,只能逼迫所有人不能自己盖,必须买这个房子。这是非常真实的、也是非常赤裸裸的逻辑推动今天冠以国家很美好的战略性的新型城镇化的东西,这个真实的逻辑有谁去关注?在这样的逻辑下显然不是从建设性的逻辑考虑进行这样的城镇化,是一个破坏性的,甚至伴随着腐败的逻辑完成,这会给农村的新型城镇化包括社区化带来什么样的空间?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可以看到在谈中国所有问题时,中国特色论的泛滥化阻碍了中国的很多变革。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依然能够看到很多特色理念或者特色的说法在其中。那中国在城镇化体系里有没有特色?抛开意识形态争论可以进行技术性的设计,在技术性的设计里,今天我们看到的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水问题包括人口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可能都会带来政治上的效果。这几年可以明显感觉到,比如PX事件就引发几次街头政治、街头暴力包括官民之间的强烈冲突。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某次开会碰见四川什邡副书记,他说当地很多官员不理解,在进行招商引资、决策时也考虑了本地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交流时我讲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以前所有人对于到城市来居住是正向的,是过得更好的一个过程。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在这里生活后,一旦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要就要守卫,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要守卫综合环境。这时候环境就具有了政治性质,会导致接下来看到的很多问题,比如冲突、问题、人口、污染、水问题都会迅速转换成政治事件,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四,接着第三点,今天谈以前老城市化有什么问题,都有思维上的误区,以前我们去做城市时,看到建筑会选择一些比较高大的,或者从西方引进来的玻璃幕墙,建筑形式的选择有模仿的基础。城市规划也是从国外引进过来,包括很多设计也是这样。但到今天为止,我们设计了这么多城市,这些思维里,从规划和建筑学角度来讲,是一个遵循西方已有规律的过程。从当地城市规划决策者角度来讲,遵循更好的政绩、更快的经济增长、更漂亮的城市形象角度。但今天看到的所有城市问题里,有一个思维是没有从一个城市,首先是作为社会群体,因为人的聚集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共同体出现,没有从社会角度去理解城市时,会发现城市环境可能通过PM2.5的发布告诉大家污染到什么程度,但最终解决需要用社会学的构建完成这样一个过程,进而才能真正使得这个城市走向比较好的城市方向。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够以人为本,从一个农村人到一个城市市民转换过程中,是怎样完成社会学的转换,这时才能有整个地区的良好治理,这非常关键。

  最后对刚才易鹏提到的北京做一点阐述,现在大家对北京比较关注,以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北京报道,也做过很多专题,有一点不同意见是北京人口之所以膨胀得这么快,是不是市场原因在主导?我认为不是,因为北京城市人口这么快增长以资源的集聚为前提,但北京资源集聚包括中国很多大城市的资源集聚主导元素、背后无形的手是行政权力。它的资源集聚是非市场化的,恰恰是这帮人基于非市场化的资源集聚从而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北京这样的城市人口快速膨胀不是一个基于市场配置的主动选择,而是基于畸形的资源配置的选择,这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是如此,因为中国城市有行政级别。基于此我提了一个观点,中国城镇化会不会延续原来的老路?如果你想获得快速的城镇化,很可能走向原来的老路。现在已看到最近改革热点是浙江撤镇设市,也就是降低城市立市的门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有赋予当地更多的权力职能,这个地方才能够运转更多的资源配置;只有运转更多的资源配置,这个地方的土地才能快速增长;只有快速的土地增值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才可能把楼盖起来,把基础设施建起来;只有把楼盖起来,现在才可能看到人往里走。这样一算又走向了这一过程。今天看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和模式选择上,已经开始延续了之前我们搞一线城市、搞省会城市的逻辑推到更基层的区域里,这是不是再次走向了一条不归路?对此我比较担忧。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何兵:一剑讲逼着农民上楼,我去宜春,那边的农民告诉我马路边上的小四合院很漂亮。宜春人多地广,不缺地,前面一个院子、后面一个院子种菜非常舒服,但政府现在搞城镇化,给拆了,逼着你买楼。老百姓可苦了,住进楼房了,没有地方种菜。那个地方本来地多,到处都是地。中央任何一个好政策到下面全给变了,这是一个大麻烦。

  叶一剑: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说的小产权房,大城市周边小产权房,看起来是土地红线被突破,有一套很华丽的解释。其实盯着一个真正项目,把背后的利益逻辑梳理出来后会发现不让你建小产权房,为什么?因为里面还要卖。这里面有一个庞大的开发集团影响政策。

  易鹏:为什么说现在城镇化里有两大制度是难度的:一个是土地制度,一个是资源制度,土地制度确实有这样的担忧,土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小产权的合法性,如果小产权房合法性,北京的房价……

  宣晓伟:我倒觉得小产权房应该合法化,农村已经做出了很大贡献。

  何兵:小产权房的问题,北京周边有大量的四何院闲置,那个四合院只要把产权明晰,稍微改造就是好别墅,完全是好别墅,里面还有树,所以是政策上的误差,我觉得至少放开城市周边,规划搞好以后放开他的土地。

  管清友:现在有利益阶层的对立化,北京异地高考,有北京市户籍人口的一拨人是最大的阻力,把北京周边的小产权房合法化,北京市有房子的这一拨人就跳起来骂娘,以前这个房子是1000万,现在只有500万,几年只有50万,这个群体的力量会自然崛起。所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多元立体博弈时代,我们推行改革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以前双赢,现在博弈需要智慧和勇气。

  管清友:我有一种说法,利益集团应该是一个中性词,人人都是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只不过有不同划分,利益有大有小,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现在的利益集团不像80年代以前大家很明确,现在每个人都是利益集团,媒体的、学校的、机构的、部委的。

  何兵:下面有请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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