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于泽

　　武汉市公安局近日透露，去年全市应用信息化破获各类刑事案件占全部破案量的比例达到77%。可视化指挥调度、信息比对、视频追踪等，已经成为武汉警方破案新的杀手锏。

　　让人觉得意外的，是信息化手段对破案助力如此之大。记得若干年前Discovery频道的《X档案》在中国热播，其中展示的美国刑侦技术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而我们靠信息化这么一种手段贡献了破案量的近八成，这算不算得上刑侦的现代化，算不算一个可喜的成就？

　　能够运用信息化手段破案，当然是一项刑侦领域的进步。据说，有些警察当初是看了《福尔摩斯探案记》而决心当警察的，而福尔摩斯的过人之处是善于从犯罪留下的蛛丝马迹作出复杂推理，让犯罪嫌疑人心服口服地认罪。我们的破案正是以“推理”为主要套路的。

　　推理成了警察的核心能力，而福尔摩斯是警察心目中的偶像。福尔摩斯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比如元芳的老上级狄仁杰，基本上就是被塑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他的著名台词是，“元芳，你怎么看？”接下来就是长篇大论的推理。

　　根据犯罪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在刑侦上应该永远不会过时，但它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仅仅依靠推理，有时候就难免酿成冤假错案。“佘祥林案”就是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为案由，以一具女尸为“罪证”，警方作出佘祥林杀妻的推理。当结论先行，警方就有了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仅有推理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科技的进展，大量的刑侦技术被发展应用起来。推理，类似于刑侦领域的前工业化阶段。福尔摩斯发展出高超的逻辑推理能力，大概也是他没有多少科技手段可以依靠。但是今天，高科技不仅改变了工业、电影、战争的形态，而且使警察如虎添翼。

　　高科技破案的代表人物是华裔美国人李昌钰，他办的一个案件是这样的：1986年泛美航空空服员海伦失踪，其丈夫理查德三次顺利通过测谎，但有目击者指当时拖着一台碎木机赶路，这台碎木机是理查德的。在碎木机到达的终点，找到一些遗骸。警方逮捕理查德不是仅凭这个事实，而是李昌钰和同事作的5000多项检验结论。

　　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辛普森的前妻及男友在家中被杀害，警方在辛普森家里发现一只血手套、一只血袜子，同时从辛普森的汽车里提取到了血迹。但李昌钰发现警方在证据上做了手脚，并拿出了证据，后来警察局长下令侦查流程重来。由于证据薄弱，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像福尔摩斯那样推理破案，大概是我们的惯性，原因还在，我们缺少高科技的刑侦技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满足于推理，对技术手段重视不够，投入很少。这使我们想到军事领域，过去我们搞“人海战术”，现在依靠科技强军。刑侦由福尔摩斯向李昌钰转型，应该是迟早的事。

　　仅仅信息化手段就使武汉警方如虎添翼，如果再加上李昌钰式其他刑侦技术，破案格局将会如何？实际上，李昌钰不只是助力破案，而且能够提供证据，阻止警方在证据上做手脚，从而避免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