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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整夜拍着门喊着妈妈”、“饿得趴在马桶里吃粪便”、“尿不湿不换导致下身溃烂”、“孩子们光着屁股，一次次地拍着窗户”、 “最后孩子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风干了”……这些描述孩子的语句，令人不忍卒读。两个孩子饿死家中的人伦惨剧，仿似浮华世间的一抹投影，将社会救助制度的残缺暴露无遗。

　　本报评论员李龙

　　6月21日，南京一名3岁女童和一名1岁女童被发现饿死家中，其父在狱中服刑，母亲有吸毒史，这对姐妹花的悲惨遭遇引发社会对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的质疑。前天，记者获悉，民政部将在江苏省昆山市等4地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试点，儿童群体将按照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普通儿童4个层次，分成不同类型，并依类型按不同标准予以福利保障。

　　一切都仿佛是一个轮回，10年前的6月21日，成都市3岁小女孩李思怡被发现饿死家中，其母亲有吸毒史，此次两名女童的母亲也有吸毒史。所不同的是，李思怡的母亲曾经苦苦哀求警方，最终在警方的“冷血”中被活活饿死；而南京两名女童是在邻居、民警、社区等自认为作出了足够称职的努力中，被活活饿死。这或许更让人难以接受！

　　更令人不解的是，10年前小思怡的活活饿死，已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社会保障的反思。可是1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说社会救助制度小有进步，比如说女童所在社区每月拿出800元用于救助女童和其母亲，但在女童被活活饿死的事实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仍显得苍白无力。尽管事后的追问和反思已然徒劳，但为了避免下一次类似饿死悲剧的再次上演，我们还需要作些悲怆的生命之问：

　　首先，民政部在4地试点开展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分层次、分类型、分标准普惠救助，扩大儿童救助范围，确实是一个进步。但困境儿童肯定不止残疾儿童、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三类，而且父母吸毒而没有被强制戒毒的、父母虐待儿童的也没有被纳入救助群体中，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像两名被饿死的女童母亲就是吸毒而没有被强制戒毒的，可在普惠救助中却没有被纳入进来，那谁又能保证类似悲剧就一定能避免呢？

　　其次，儿童福利和保护必须上升到更高的国家制度层面，这显然不能仅靠民政部门的单兵突进，还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而最重要的则是要推动儿童福利保护的立法。根据记者对这对姐妹花被饿死过程的还原，我们可以看到，其母亲根本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或者说已经失去了监护人的能力和资格，可没有人站出来起诉要求剥夺其监护权。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是法定监护人，父母没有监护能力时由亲属、父母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但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例，这也放任了女童母亲的疏于监护，从而直接导致女童饿死。进一步说，即便父母监护资格被撤销，谁来监护和抚养仍然是个制度困境。两名女童的亲戚曾经恳求社区把女童送孤儿院，但社区却以“不是孤儿，孤儿院不收”予以拒绝。倘若我们的收养制度门槛没有那么高，两名女童的悲剧是否能避免呢？

　　最后，那些自认为足够称职的邻居、民警、社区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在女童被活活饿死的惨剧中，你们真的做得很称职吗？

(原标题：避免女童饿死须上升到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