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察 夏佑至专栏

　　6年前，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的时候，掀起过一轮关于PX项目安全性的科普热潮。随后几年，每次发生反对PX项目落户的群体性事件，类似科普热潮就会重演一次，语气越来越不耐烦，说法越来越离题，以至于国家产业安全、市场定价权这些不着调的说法，也堂而皇之夹杂在科普的题目下面。

　　PX的毒性与PX项目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话题。地方居民主张后者的时候，总是被人用前者加以驳斥。见诸媒体的《PX项目风险有多大》一文，用的就是这种文不对题的思维方式。还有人撰文称，PX项目几十年没有出现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几十年没有出现大的安全事故，不代表PX项目永远不发生大事故。即便已经发生了事故，从统计的角度看，PX项目发生大事故的概率也很小。问题是谁愿意与小概率共存？从国家产业和全球市场考虑生产安全问题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恐惧与事故概率并不总是成反比。他们因此致力于管控恐惧。文不对题的科普是管控恐惧的选项之一。更常见的做法是保密——— 保密到征地结束、投资启动项目不能撤销为止，如果可能的话，就保密到不能保密为止。

　　一旦政府开始管控恐惧，地方居民就有足够的理由表达恐惧，反对PX项目，以及其他存在小概率风险的大项目——— 排污管道、重金属加工厂或核项目。在表达恐惧的同时，他们当然也在抗议那些文不对题的科普文章。不管动机如何，这类文章都有一种极力简化世界的倾向，不但不能传递真相，反而因激起了不信任感，加重当事人的恐惧。

　　所谓“邻避运动”，最核心的诉求，就是要通过公开表达恐惧来消除恐惧。环境运动都包括两个方面的指向，表达恐惧通常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指向，通过表达恐惧，利益相关者可以实现联合，由此保护自己的知情权。如果不能公开地表达恐惧，人们不可能学会在经济机会和环境影响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

　　环境运动的另一个指向是促进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两年前的“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现今演化为“我为祖国测重金属”——— 环保组织发动个人自费测定PM 2.5和重金属污染数据，并上传至网络。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创设了一个污染企业和污染行为的数据库，鼓励普通人收集和上传身边的水污染信息，不断丰富数据库的内容。

　　在政府拒绝公布污染数据的情况下，环保组织创造了一个替代系统。因为技术和经费的限制，替代系统的精确性或许不如官方系统，但在公开和开放两个方面，前者都远远胜过后者。替代系统满足了迫切的信息需求，激发了人们的参与热情，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压力政治，迫使官方系统开放数据——— 尽管进程缓慢，而且不情不愿。

　　公开表达恐惧和创造一个替代系统，这两者构成环境运动中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些反对公布污染数据的人说，数据本身对污染的改善没有直接帮助，只会在民众当中造成恐慌。这种说法和力图简化而不是还原真相的科普文章如出一辙。

　　如果我们相信普及知识能够消除恐惧，就应该相信，公开信息能够促成改变。技术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科普不应该止步于技术原理的推演，而应对技术运作的制度环境给予足够重视，对概率之外的人心有所体察。无视政治伦理和社会需求，科普就会走向科学的反面，成为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的障碍而非帮手。(作者系资深媒体工作者)

（原标题：[个论]夏佑至专栏:科普为什么不能消除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