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广东省人大网发布了《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从意见稿的亮点来看，正如大多数媒体所选择报道的角度，新增的工资集体协商系列规定成为最受关注的部分。据悉，该意见稿拟规定，当本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较大变动，职工和企业双方都有权利提出工资调整的协商要求，工资集体协商一般一年一次。

　　此次发布的意见稿，实际上是为代替1996年颁布实施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在做准备。在1996年的条例中，虽然亦曾涉及到职工集体与企业进行协商的条款，但却仅是围绕着集体合同的签订这一大主题进行，并未具体涉及最为敏感的工资待遇问题。而此番公开征求的意见稿规定，劳资双方每年都有一次机会就工资待遇进行协商，大抵也算是对近年来珠三角地区“野猫罢工”(无组织罢工)现象不断涌现的一个积极回应。

　　从意见稿来看，规定了企业效益发生变动、C PI涨幅较大和最低工资指导线变动时，双方都可以提出职工工资调整的协商要求。而与此同时，行业性、区域性的工会也可以与企业联合会、工商联合会和行业协会进行集体协商，签订行业性、区域性的集体合同。值得一提的是，在集体协商期间，企业不得干扰职工协商代表的产生，必须在20天内予以回复；而对于职工而言，集体协商期间不能罢工、停工。为了应对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工人罢工问题，意见稿特别规定了政府有权发布“冷静期”命令，要求双方确保正常社会秩序。

　　作为一部涉及职工、企业和政府三方的法律，事关的当然是上述三方的利益。从意见稿来看，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在确保公共利益(主要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塑造一个职工、企业平等博弈的制度平台。而就企业和职工两者而言，至少从法律条文上，并没有特别偏袒任何一方：条例为议程的提出、代表的产生、谈判的方式以及解决的方案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不过，既然是集体协商，那么就必然意味着协商的双方都需要一个组织化的过程。且不论掌握棋盘的政府拥有庞大的科层体系和司法力量，就企业而言，现代企业制度本身已经非常成熟，企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官僚机构。因此，在应对协商、谈判时，企业的力量足以确保其自身利益不受损害———除非遭遇政府的强行干涉。反观职工群体，从国有企业制度诞生的新一代工人，先天缺乏组织的概念。工会对其而言，更多的是一个名义组织，而非一个社会实体。

　　因此，政府意欲设计一个符合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交叉的制度框架，这无可厚非。但前提在于，所有进入博弈的群体都能够具备参与博弈最基本的要件———组织化。只有组织化的群体，才能顺利进入协商议程，才能有效提出自身诉求，反过来，也才能免于职工对制度的不屑和对规则的藐视，进而有效地控制协商和谈判的边界。

　　故而，企业集体协商的意见稿想要在正式通过之后，挽救目前珠三角地区劳资双方沟通不畅的问题，可能问题不在于是否缺乏谈判的指导和规章，而在于缺乏形成谈判的基本要件。去年的深圳欧姆电子厂工会直选，曾引发全国媒体的聚焦，盖因选举的过程最终获得了工人的认可：只有工人觉得自己被组织化了，工会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而一旦工会的角色能够名实相符，所谓工资集体谈判的开启也就水到渠成了。于政府而言，唯一需要做的，只是以中立的姿态实现对规则的捍卫。

(原标题：[社论]工资集体谈判立法，工会角色不能虚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