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浙江苍南县因为城管执法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轰动了整个网络。在城管处置一起违法占道经营问题时，与围观拍照的路人黄某发生冲突，造成黄某受伤。本来黄某的嘴角流血属于口腔黏膜破裂出血，并不是传说的“吐血”，但有人在网络上发布“城管打人致死”的谣言，致使围观群众聚集，秩序混乱，5名被围攻的城管临时工作人员有3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病情危重。这不得不让人反思这些年来城管被不断妖魔化的问题。
城管在中国古已有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现代城管的产生，是出于城市管理的需要以及社会综合治理的良好初衷。近年来，城管经常被卷入一些公共冲突事件，是因为城管所进行的是最为复杂的街头执法，而且是面对面的。城管表面上拥有相当大的执法权，貌似“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可是既没有军队和警察的暴力为后盾，也没有普通行政机关的广泛的处罚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图改变过去“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现象，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但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实施的手段并不匹配。这种处罚权并不涉及人身自由，可以进行劝导，可以暂扣物品，暂时性控制后要由执法机关在查清违法事实后做出处罚决定。于是，大量的冲突就发生在城管与违法者面对面接触的过程中。
无论是早年的“崔英杰案”、“夏俊峰案”，还是去年的“延安城管打人案”，都显示了城管执法的天然困境。这些案件基本上都起源于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市容、环保违法者，流动商贩、无证经营、屡劝不听，如果不进行执法，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执法又可能造成被执行者的抗法，引发冲突。街头执法的复杂性需要执法人员具有对形势的清醒认识、较强的临场应变能力和解决被动局面的高超智慧，但城管执法者未必具备。一线执法城管很多是社会招聘人员甚至是临时工作人员，遭遇被执法者的暴力抗法时难免会处置不当，招致舆论鞭挞，激化社会矛盾。几乎在所有的城管和商贩的冲突中，城管都会被贴上“滥权”的标签，处于道德的下风。
这几年来，城管执法一直在向“文明执法”、“柔性执法”努力，以抵消社会舆论对城管的偏见。但媒体总是偏好负面信息，城管打人现象是有发生，但绝不是全部，却总会被舆论放大，加剧了人们对城管暴力的刻板印象。那些坚决执行“柔性执法”的地方，城管队员“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甚至和商贩对跪，却不一定能换来商贩的高度配合。
发生在苍南的城管执法事件，目前的证据显示起因确实是商户违法占道经营，而且在城管劝离时不予配合。双方发生争执时，路人黄某从旁拍照，可能触动了城管执法人员的敏感神经，产生了抵触情绪，于是变成了城管和路人的冲突。城管工作人员当然负有一定责任，他们承受的压力促使正常的执法偏离了轨道。而“城管打人致死”的谣言之所以能快速地被围观者相信，则是根植于很多人心中对城管的偏见，这种偏见是舆论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然而，人们把愤怒发泄在几名城管队员身上，用的恰恰是他们所批判城管的暴力；这种以暴制暴的现象，有的公知竟然在网上叫嚣“打得好”，仿佛打城管就有打人的道德正当性，这种逻辑实在可鄙、可叹！
有人说，既然城管的社会形象已经不佳，城市里又有警察执法，城管完全可以取消。但城管消失了，城管执法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城管的职能如果完全让警察来替代，需要多少警力？违法者可以承受警察执法的强度吗？抑或只是把城管和小贩的冲突转移到警察和小贩的冲突上？
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各种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性意见，而不是唱衰和抹黑。那些为“打城管”叫好的声音，断然不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而只会释放更多的破坏性，全社会都应警惕这种偏激的杂音，避免让它们成为主流。
(吴法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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