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
根据中美两国不久前达成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中国承诺到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等于承诺了排放峰值。有人认为，这将给中国的就业和地方财政等带来巨大挑战和压力。但我在研究后认为，设定碳排放峰值并不会给经济带来额外压力，而且这一目标还可能早于2030年提前实现。
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现需以达到煤炭消费峰值为基础，然后再用煤炭的减排来抵消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增长。现在，雾霾已经成为举国困扰的难题，而雾霾治理的关键就是煤炭替代，这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是一致的。
研究表明，即使在正常的雾霾治理强度下，中国煤炭消费峰值也将在2023年出现，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则将在2028年达到峰值。虽然很多因素影响二氧化碳峰值的时间，包括能源价格改革的进度、碳税和碳交易的实施等，但雾霾治理对二氧化碳峰值的影响最直接。通过更严格的雾霾治理措施，我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峰值时间可能提前到2020年和2024年。
那么，实现煤炭消费峰值具体困难和解决困难方案是什么呢？一般来说，煤炭消费峰值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当然是需要足够的清洁能源来进行煤炭替代，而替代能源必须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第二是成本问题。无论短期的天然气替代煤炭，或者中长期清洁能源替代煤炭，都会面临能源成本增加的问题，因为其他替代煤炭的能源品种，都比煤炭贵。
这次在确定碳排放峰值点的同时，政府还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以上，而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9.8%。要满足这一承诺，核电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同时满足替代量和成本问题。2013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1461万千瓦，仅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2%，发电量也不到2%，而美国核电发电量占19%，相比于法国等核电大国差距就更为明显。目前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地热等占我国一次能源的比例都很小，未来也难有较大提高，因此开发核电对中国是难以回避的选择。
雾霾治理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早日出现需要长短结合的政策组合。短期通过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反映环境和资源稀缺成本，倒逼煤炭峰值尽早出现，中长期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煤炭替代导致的高能源成本问题。
如果将雾霾治理与二氧化碳峰值联系起来，当中国为雾霾治理付出足够的代价之后，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现将成为必然结果，不会给经济带来额外压力。▲(作者是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