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儒家文化是关于群的文化，而从欧美开展的现代性，则强调个体的解放，两者之间着重明显有所不同。如果解放的概念从近现代历史上主要是针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等，那么解放的主体必须包括受压迫的群。这样群的价值便可与儒家文化对话，如一统、振兴等。
无论是儒家或是具有其他内涵的群的价值，都会主张去芜存精的融合。可是一旦通过国家体制来动员物质力量以抵抗强权的话，就常出现对文化传承的摈弃。不过，往往在一段时期后，又重燃传承文化的理念，就如同“中国梦”的提出。到底，传承与现代化是处于杂糅融混的状态，还是辩证循环的关系，似乎难以定于一尊。
辩证循环的关系比较适合于描述香港的当代知识史脉络，从1911年到1949年，香港收容了一批大儒，他们自许负有传承的使命。因而他们与作为西方殖民地的香港在体制、思想与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都移植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格格不入。
影响所及，香港于是提供了同时可以进入传统和现代性情境的两种分开的知识资源。这两种知识资源依照互动对象的需要与行动者的选择，竟可轮流呈现，犹如是在双语环境成长下所取得的转换能力。在香港，儒家文化时而为民族意识的基础，时而为敬而远之的封建胎记。而两种脉络的延续，都受到殖民统治的鼓励。
杂糅融混的状态比较适合描述台湾的当代史脉络，儒家文化一度是在日本殖民下的潜在民族精神的载体，在1949年之后，转变为雄厚的儒家知识传统。由于受到日本殖民现代性对自身文化的压制，以及冷战期间模拟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儒家文化纵使深入底层，仍然因为逐步失去文化自信，而日益化整为修养之学。
与香港的知识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各自坚持的两脉并进相比较，台湾的儒家群体价值与现代性之间所形成的，是某种相互掣肘的关系：两者都不具备自成一格的知识基础，都缺乏独占的政治正确性，因此言其一者，必同时表现对其二的熟稔，群体与个性遂成二位一体。若说儒家与现代性的接触在香港是互不相让，在台湾则是互不相离。
在21世纪，香港的儒家大传统仍不必追求现代性的标签，但台湾儒家的修养学总要证明对现代性有贡献才能有一席之地。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儒家重新收编现代性的雄心壮志，港台儒家知识界固然有感触，却缺乏感动，他们也不能进入彼此的情境。这似乎共构了某种文化同源、现代性殊异的后儒圈。
两岸三地后儒圈的出现，对世界史范围下受压迫群体有所启发。受压迫群体大半属于刻板印象的非西方。文明冲突论者，如美国学者亨廷顿，质疑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是一种反西方的现代性，也就是一种徒有物质导向，而缺乏精神基础的现代性。无独有偶，日本战后思想家丸山真男也以同样逻辑批判日本现代性徒具肉体性。
儒家群体文化价值在香港、台湾与大陆表现出不同的现代形式——并立、屈服、收编，刚好说明后现代性的不可避免，即后儒圈的现代性并非历史终结。后儒圈文化同源各异，与现代性指标的多元殊异，乃是一体两面。定于一尊的儒家群体意识不能说明现代性的殊异，而定于一尊的现代性知识标准更可终矣！▲(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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