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满刚到海南时的照片
金泽刚专栏
农历羊年岁末，两起冤案平反再次引发关注。2月1日，浙江省高院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 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陈满自1992年12月底被抓，至今已失去23年人身自由。2月4日，福建省高院对莆田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蔡金森抢劫一案作 出再审宣判，宣告4人无罪。他们中的第一个自1994年2月28日被抓至今已近22年。除了含冤死亡者之外，20多年的牢狱之灾再创冤案新纪录。
与 以前多起冤案一样，这两起冤案一开始就笼罩着刑讯逼供的阴影，只是纠错历时20多年。陈满案经历若干年人大代表提案，最终以最高检抗诉的方式启动再审程 序，而这样的再审据说还是首例。许玉森等人的案件更是直到许玉森刑满释放后，经过律师等多方面努力才得以申诉成功。冤案的昭雪何其艰难。
毫无疑问，越是冤情严重的案件，越是应该追究办错案者的法律责任。然而，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这种事后的正义实现起来依然困难重重。几乎可以说，追责比纠错更不容易。痛定思痛，树立新的人权保障理念，创新冤案追责的思维实乃当务之急。
首先，“慎刑不等于无刑”，冤案不追究刑责一直备受质疑。如在一些案中，刑讯逼供和玩忽职守的痕迹再明显不过，但追责结果无人承担刑事责任。
的 确，受司法办案机制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从侦查、逮捕到起诉、定罪，直至最后的判决，牵涉公检法方方面面，其中每一步结论都要领导签字（批准），这 就把具体办案者与各自的领导拴在了一起，导致责任混同，大小难分。死刑案件还要经过领导集体讨论决定，这就进一步加剧了集体责任的色彩。当一起冤案“人人 有责”之后，责任的比较、分摊等思想导致责任不确定。特别是历经一二十年的法制建设，我国法律制度逐渐完备，尤其是刑事追责，就像平反冤案一样，追究办案 者的责任同样要严格遵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由于冤案发生年代久远，人事变动大，很可能关键证据难以 查清，具体责任就落实不了。
冤案追责还有一个争议，就是追诉时效问题。追诉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 认可追诉时效，是因为法律相信时间可以洗清一定的罪过，犯罪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再次犯罪，就推定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大减弱，对这样的犯罪人已无 需予以刑罚惩罚和预防。而从实践来看，呼格案、陈满案及许玉森等四人的冤案历经一二十年，若适用刑讯逼供和玩忽职守等罪名，其追诉期限一般都不超过十年。 所以，在案件昭雪之日，可能就超过了追诉期限。
然而，在坚持“慎刑”、“恤刑”的同时，并不是要放弃刑事追究。就重大冤案而言，至 少对下列两类行为不能不考虑追究刑事责任。一是追寻当年办案轨迹，有一定证据证明有刑讯逼供行为的，不能轻易放弃追责；二是对于被冤者及其诉讼代理人有极 其明显的辩护理由（如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而得不到依法认可的，以及那些受冤者在判决后屡屡申诉却不被接受的，这样一些渎职行为应该纳入追责范围。至于 追诉时效的问题，刑法规定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虽然此处“被害 人”不是指被告人本人成为被害人的情况。但将这里的“被害人”扩大理解为包括后来证明被冤枉陷害的被告人（也是被害人），并不违背追诉时效的原理。
其次，追究党纪政纪责任要探索以公开促进公正之路。十八大以来“党纪严于国法”得以践行，一些严重违纪者甚至受到了断崖式降级处理。追究办错案者的党纪政纪责任完全可以参照当前的做法。与此同时，处理过程更待公开和公正。
目 前，错案的追责主要是由公检法三机关按照内部处分程序各自进行。但在冤案的主体就是公检法本身的情况下，在本系统内追究同行者的责任，有“下不了狠手”的 嫌疑。在大力推进司法改革，积极倡导完善司法责任制的今天，设定一个相对独立令人信服的主体来落实错案追责已很有必要。再有，在处理程序上，追责应该及时 公开处理的依据和标准，必要时可引进外部监督机制（如听证）。最后的调查报告信息也要向社会公开，包括如何确定责任人，他们失职渎职在什么地方等。
最 后，就是要厘清国家赔偿与追责的关系，落实责任人补偿和建立赔礼道歉机制。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工作人员等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但自《国家赔偿法》施行至今，公开报道从未出现过责任人被追偿的案件，追偿条款名存实亡。今后，只有改变息事宁 人、不做恶人的机关内部文化，改变宁愿慷国家之慨而不得罪人的从众心态，才能使法定的追偿责任制得到履行。此外，刑讯逼供等导致的冤狱，首先就是对受冤者 人身权利的侵害，针对当初的侵害，不妨建立“恢复原状”的弥补方式，即追加一个责任人与受冤者面对面的赔礼道歉程序，这样不仅可以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对 于被冤枉者，也是最好的精神抚慰。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黄睿 SN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