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克飞
来源：公号“冰川思想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盟、申根协定和欧元都被视为20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就。即使对现代政治极为挑剔的人，也很难否定欧洲一体化的正面意义。
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本质是区域集团化，在某种意义上与全球化有所冲突，但仍可算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二者亦相互推进。而且因为先于全球化推行的缘故，欧洲一体化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诸多借鉴。
欧洲一体化似乎进入了死胡同
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欧盟，于1993年伴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而问世。
它最早源于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并成为欧洲共同体，二十多年后又发展为欧盟。
当欧元于上世纪90年代正式启用时，许多欧洲人激动万分，认为自己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一刻。
但在这一连串的进程中，英国始终与之保持距离。其实自19世纪晚期以来，英国就一直奉行对欧洲大陆事务不干预政策，被称为“光荣的孤立”。
尽管早在1946年，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曾提出“欧罗巴合众国”概念，英国亦于1948年参与签署《布鲁塞尔条约》这一共同防御协定，但在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后，英国曾长期缺位。
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英国均未加入。直到1973年，英国才在时任首相希斯力主下加入欧洲共同体。
此后四十多年里，英国一直上演“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戏码。
就在加入欧共体的那一年，中东战争爆发，随即引发的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了欧洲经济，许多英国人立即产生脱欧想法。1975年，时任英国首相威尔森发起脱欧公投，但67%的投票者选择留下，脱欧未成。
这次公投的结果并未缩窄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距离，英国始终未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坚守自己的英镑与国界。英国这种近乎固执的“疑欧”情结，显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过往辉煌与自治传统有关。
曾经掌控大半个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创造了维系现代社会的各种基础架构。深信“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他们，似乎从不甘心在任何一个系统或组织里失去掌控权，就像当年罗斯福所言：“英国在任何一个自己不占据领导地位的俱乐部里，永远都是不舒服的”。
也正因此，英国始终与早早被法国和德国掌握话语权的欧盟若即若离。
但这也许并非主要原因，我始终深信一点，正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这个地球上首屈一指的自治能力（曾经的辉煌与对现代社会文明的贡献均基于这种能力），他们往往有着更好的预判。而脱欧公投也许基于这样一个预判：无论是欧洲一体化还是全球化，似乎都进入了死胡同。
在这种思潮之下，脱欧公投的结果似乎并不重要。1975年的公投结果便是脱欧思潮妥协于实用主义，这次也许依然如此。
“疑欧”的英国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就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并逐步超越经济，深入至政治、法治、文化和科技等领域。它是那般深入人心，几乎如吃饭喝水般让人习以为常。
仅举一例，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讲话和报告中，这个词的出现频率极高，即使是乡镇官员也可以将本地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挂上钩。
但一个词沦为官方话语的“背景板”，必然意味着它遭遇了很大程度上的曲解或误判。全球化带来的并非只有进步和繁荣，当它的负面效应显现时，人们往往会无所适从，它隐含的煽动性更是一种文化侵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便与反全球化现象并行。具体到欧盟，则是许多欧洲人对于超国家机构存在不信任，欧盟如此，所谓全球化亦如此。
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动因，是因为二战后欧洲地位的急剧下降，使得各国产生了共同利益，人们希望告别那个分裂的欧洲。但也恰恰是一路高歌猛进、被视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巨大成就的欧洲一体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逆反。
无论是如今的难民危机、恐袭危机还是此前的欧债危机，本质上都是全球化进程中无可避免的危机。倾向留在欧盟的卡梅伦之所以甘冒风险推动全民公决，其用意除了为英国争取利益，也希望促使欧盟改革。
去年11月，卡梅伦曾就英国留在欧盟开出四大条件，其中包括维护非欧元国家的利益，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等，此外，维护欧洲单一市场的完整性，限制进入英国的移民，限制欧盟移民在英国领取就业者福利的权益等，其指向也不言而喻。
欧元作为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两大成果之一，从诞生之初似乎就带有强制色彩。根据《里斯本条约》，只有丹麦和英国拥有永久不加入欧元区的权利，其他尚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均有义务在未来使用欧元代替本国货币。英国一方面希望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不被欧元所绑架，另一方面又担心经济一体化导致英国利益受损，因此强调欧盟货币的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
但从英国当年选择永久不加入欧元区，并以法律形式将之固化时，就已与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相悖。欧盟的另两个大国——法国与德国均曾表示不能容忍英国对欧盟条约挑肥拣瘦，指出英国不能期望在拥有二十多个成员国的组织里“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规则”，也基于对这一终极目标的维护。
从这一点来说，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基本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市场监管程度极低的英国，似乎与欧盟确实存在着分歧。
在许多英国人（尤其是保守党阵营）看来，欧盟若想一改停滞不前的局面，重整欧债危机后的涣散人心，唯一办法是重振经济，而重振经济的法宝则是更深入的经济自由化。
而在自由的单一市场之外，欧盟不应对各国政治、社会事务有过多插手。
这种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在欧盟内部不乏认同，近年来更因形势所迫，以财政紧缩和量化宽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在欧盟通行。
但主张“社会欧洲”，希望欧洲一体化不仅涵盖经济领域，也要涵盖社会福利、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社会层面的德国与法国，显然不会赞同英国的思路。
这种分歧同样有着历史渊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迎来大跨越，标志欧盟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便已含有“社会宪章”，确立社会联盟为欧盟三大支柱之一。
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已然强烈反对，并以保留不参与社会联盟的权利为条件之一批准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直到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执政，才签署《社会宪章》并将其纳入英国国内法。
另一个曾受英国人质疑的条约是《罗马条约》，它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司法、外交和防卫等领域。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无可避要涉及国家主权的让渡，超国家机构权力的增强，最终甚至会诞生“欧罗巴合众国”。但这种在欧洲大陆不乏认同的理念，在英国却备受质疑。
反对英国，就像五十步笑百步
到底应不应该脱欧，英国内部已经打了无数嘴仗。
如今再从经济角度探讨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已是老生常谈，这里仅列几个数据：一旦脱欧，英国可以省去每年接近100亿英镑的欧盟预算摊派费，加上健全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比多数欧洲国家更低的企业税、灵活的就业市场，均可称优势，但英国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额的一半，为五百万英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各种利弊，实在难以平衡。
相比之下，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或许更为迫切。例如移民问题，英国人的所有举措似乎都与欧盟引以为傲的成果相悖，欧元如此、申根如此，移民问题同样如此。英国人所希望的限制移民，恰恰威胁了欧洲一体化的另一巨大成就——人口自由流动。
在支持自由流动的人看来，欧洲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痛定思痛，进行一体化实践，堪称欧洲精神的复归，默克尔就曾说过“自由流动原则没有可协商的余地”。
可是，在难民危机日益凸显，恐怖袭击持续不断的当下，自由流动已被视为对欧盟安全的巨大考验，更加大了欧盟内部的离心力。即使是在难民问题上最为开放的德国，也被迫重启边境管制。各国陆续启动的边境管制，被视为对申根协定的极大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英国就如五十步笑百步。有英国网友称“欧盟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难民营，我们不该留在那里”，这话在欧洲大陆同样会有共鸣。
今年3月25日至4月8日，一次针对英国以外的欧洲各国的民调显示，如果有机会投票，45%的受访者希望能像英国那样就是否留在欧盟亲自进行公投，而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获得这样的机会，将选择脱离欧盟。其中，意大利和法国受访者倾向脱欧的比例较高。
同时，伴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恐袭危机，极端民族主义已经进入欧洲主流政治舞台，以民意为武器，反对欧洲一体化。如德国反欧元、反移民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已进入八个州的议会，意大利“五星运动”已成为该国第二大政治力量，并表示希望退出欧元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更是反欧元的先锋。
当然，从现阶段情形来看，在欧洲大陆的欧盟国家里，脱欧思潮并非主流，人们更多只是对欧盟近年来的拙劣表现表示不满。也正因此，即使是脱欧情绪高涨的英国，也有许多呼声，认为英国应该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
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就在《金融时报》上撰稿，称英国应该领导欧洲而不是离开欧洲。他的观点同样源于全球化，认为“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依赖的世界里，英国必须在我们渴望的自治和我们需要的合作之间找到平衡。”但这个愿望的实现谈何容易？
“留欧派”也非一块铁板
有意思的是，公投前夕的英国已被分为脱欧和留欧两大派别，脱欧派当然与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背道而驰，但留欧派却也并非铁板一块。
这其中的变数是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2014年9月，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最终以45%赞成、55%反对的投票结果未能过关。但苏格兰民族党在这一过程中凝聚了强大人气，在去年5月的英国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一举拿下了苏格兰地区59个国会议员席位中的56个，成为英国国会第三大党。
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领导者亚历克斯•萨尔蒙德已经放言，如果英国不顾苏格兰反对而强行退出欧盟，将重新推动苏格兰成为独立国家，继续留在欧盟。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也表示苏格兰民族党将再发起谋求苏格兰独立的运动。
从历史来看，苏格兰一直亲欧，甚至曾联合法国进攻英格兰。但苏格兰提出加入欧盟，其前提是独立。换言之，苏格兰人最想拥抱的并非欧洲一体化，而是能够以独立国家面貌存在的自己，加入欧盟更多是一种利益行为，而非主观驱动。
北爱尔兰同样如此，民调显示北爱尔兰人大多同意留在欧盟。北爱尔兰地区天主教领导人也声称，如果英国选择退出欧盟，北爱尔兰便会就爱尔兰统一问题进行公投。
也就是说，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为主的天主教人群更加亲欧，支持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统一的新教人群则立场分化。一旦英国脱欧，其与爱尔兰多年来在民族问题上的努力或许将毁于一旦，毕竟，北爱尔兰地区近年来的繁荣，根基在于与爱尔兰的边境开放。同时，民族主义者要求与爱尔兰统一的情绪也将再次高涨。
也就是说，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北爱尔兰，他们对英国脱欧的反对、对留欧的支持，其本质仍是国家独立与民族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正确”恰恰相反。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日前表示：“作为历史学家，我担心英国退欧可能不仅是欧盟解体的开始，也是整体西方政治文明瓦解的开始。”我并不赞同这句话，因为危机早已开启。
欧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僵化的管理无法应对各种危机，同时，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福利政策等之间长期存在拉锯。而且，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意味着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权力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弹。比如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原本被许多痛定思痛者视为在欧元区实行统一财政政策的良机，但这注定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悖。
多年来，英国的“欧洲怀疑主义”从未消失。1975年公投时，英国人选择了实用主义，但在欧盟渐渐力不从心的今天，英国人会怎样选择？即使一切依旧，下一次，英国人又会如何选择？
责任编辑：王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