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
原标题：红会法修订，立法要有能力回应社会关切
作者：南都社论
在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6部法律草案中，红十字会法的修订无疑是热点之一。事隔23年的此次修订，能否担起挽救红会声誉、重拾社会信赖的历史重任，社会各界颇为关注。
毋庸讳言，红十字会法此次修订最需要直面的，就是近几年来因各类丑闻所侵蚀、减损的红十字会声誉。自救及他救，通过立法活动对红十字会的职责、使命与监督机制予以制度应对，是透过诸项法条具体修订所应当看到的大背景。郭美美事件，以及在此前后曝出的各地红会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多吃多占等丑闻，虽然不会出现在宏大的立法议事语境之中，但包括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内的官方口径，已经不再回避谈论相关事件与红会改革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理性态度的第一步。
此次红十字会法修订，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法案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国红十字会运动的国际性，经过多年的国家与社会发展，愈来愈可以被理性看待，让国内法律与国际公约（具体到红会法，则是与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相关表述保持一致，履行国际义务，也是让红十字会活动接受国际标准检验与监督。比如将“维护人的尊严”写入红会宗旨，不仅是国际公约的精神，事实上也是不少国内法进展的一部分——— 越来越注重人权保障，对人的尊严与权利不再忌讳谈论。谈论，是直面的开始，也是法律层面予以保障与尊重的一部分。
本次修法的重中之重，在于对红会日常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一次立法解决。通过对红十字会的监督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做立法补充，回应社会对红会当下诸多问题的严重关切。建立经费物资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审计公开和监督检查制度，明确要求“应当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做审计，审计结果向红会理事会内部报告的同时，借由信息公开机制定期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应当说，监督和信息公开机制是在总结和反省红会现存问题的基础上，立法层面的一个整体应对，其具体效果如何，监督与公开机制的可操作性、可执行度以及尤其重要的“不这么做或者做得不好”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在立法阶段需要穷尽一切可能去探讨、细化，在法律实施层面则需要落地的测试与实践。
比如引入外部监督的具体流程，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延聘，以及此前已经成立的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人员的选聘等，本身也面临着公开化与透明度的考验。如何保证那些红会请来的、监督红会的人和机构，不是红会的亲朋故旧？谈及红会监督，立法层面提及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内部监督四部分，面对具体某个丑闻，红会如何应对社会监督领域的舆论狂潮，此前有不少个案教训，拒绝公开或者公开得不详尽，官话、套话居多，行有违红会宗旨之事，是否有对应的法律责任可供追诉？专章开列的法律责任部分，能否成为落实红十字会法的推力？
反思近年来红会面临的非议，病灶不外乎两点，其一是监督不够，其二则是行政化过甚。此次修法，对社会加强红会监督的关切，有颇多正面回应，有待继续推动改变的，则是红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其经费来源、人员供养的高度行政化。红会与国际接轨，首先应当回归其社会组织的身份，这不仅是机构独立性的需要，更是红会在管理方式、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去行政化”改造的需要。此次红会法修订，直接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起草，有助于避免部门立法、部门意志合法化的弊病，目前的草案理应抓住机会，对红会的社会化转型做更进一步的努力。
红十字会法修订，牵动各界对慈善尤其是官办慈善的诸种忧虑，草案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增补关于红会监督、审计与公开问题的条款，值得肯定，修法是红会改革的一个难得契机，如何、能否抓住这个不多的机会，直面问题与挑战，实现红会的系统性改革与机制再造，事关红十字会的信任与声誉，也攸关中国慈善的前景。
责任编辑：杨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