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破题前行  需让“看不见的手”更有力

近日，新浪新闻升级中国项目《睿思》访谈节目独家对话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许成钢教授。

许成钢教授表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任重而道远。然而中国早期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未来改革进程中稳步前进，取得成功。 

渐进式延迟退休与去产能员工安置是否矛盾

睿思：延迟退休方案明年即将发布，去产能国企的员工可能面临提前退休。这是否体现了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矛盾问题？

许成钢：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才会互相矛盾。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一个是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产能过剩问题，需要改变国有企业状态，即要硬化预算约束。9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走过这个路，只是没有走完。

90年代末之后中国经历的很长一段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得益于硬化预算约束改革做得好。当时的硬化预算约束改革，一是方面是硬化企业的约束，二是硬化地方政府的约束。当时的方式是“抓大放小”，真正起作用是“放小”的部分，即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工人下岗等问题。于是要求另一套改革方案——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来应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要求社会保障体系跟上。90年代末一些地区两类改革都做得好，社会保障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关于延迟退休时间，一方面要探讨社会保障问题，另一方面要探讨退休应该到底是谁来决定。如果大部分企业是民营企业，退休原本应该是民营企业自己决定，而不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定。政府规定应该仅限用于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而国企应该大量民营化。民营化后，工人什么时候退休，由企业决定，无需全国“一刀切”的统一政策。国企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必须跟上。原本享受国有企业退休待遇的国有企业职工，应全部划归社会保障体系中，而非单纯由企业负责，否则国企改革无法进行。这是老问题，实际是过去行之有效的许多改革没有继续做下去的结果。

房地产市场需分类调控

睿思：2016年，房地产市场以“化解房地产库存、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为主要任务。然而全年市场依然火热，价格持续上涨。是什么原因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成效甚微？

许成钢：房地产市场一直存在地区间巨大差异，问题非常复杂，所以不可能用全国统一政策来管理。具体到国内情况来看，当下，一、二线城市房价大体呈上升趋势。一线城市面对的是房价上升的压力，这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线城市房价上升压力一直是靠行政手段将其压下去，以行政手段强行阻挡其发展。而四线城市与一线城市正好相反，在相当长时间内，库存过量严重、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面临非常严重的下行问题。三线城市取决于所在位置，房价上行和下行的情况都存在。

试图在房地产市场推出一个全国“一刀切”来去库存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房地产并非普通消费品。对于绝大多数购买房地产的人来说，房地产既有消费性质，也有投资性质。由于购买房产需要的资金量高、使用时间长远，因此购房者主要以投资眼光看待。在投资决定中，任何理性的投资者一定都是买涨不买落。

想要消化作为投资品的房地产，只有价格上升，投资者才会买。价格下降投资者是不会去买的。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一直上升，一部分原因是需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投资者有信心，认为这个地方的价格会一直上升。房地产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投资渠道。

综合考虑整体房地产市场，其中涉及多方面问题。其中包括了土地所有制、地方政府的定位、地方财政问题的解决，以及房地产投资者的已投入资金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等。

其中，低收入人群的人数多，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不可能依靠销售房地产。为他们提供租金足够低的廉租房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然而，廉租房不能够成为普惠政策，地方政府将缺乏兴趣去做，这需要解决一系列基本制度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降库存。

民企期待全要素创新激励

  睿思：自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距今已两年。然而国内实体经济不够景气，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怎么解释民间投资对激励创新驱动的这种反馈？

许成钢：首先必须要清楚分析“创新”的含义。根据大量官方及媒体的解释，政策中讲到“创新”时，更多强调技术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不能解决中国整体经济问题，比如产业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与世界许多国家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一差距相当于5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这意味着从经济整体发展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追赶前沿，而不是在前沿上和最强的国家竞争。

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实际上真正在技术上直接创新的企业也是极少数的。比如说新兴产业革命中心——美国，只有比例极少的美国企业直接涉及到最新技术。所以整个国民经济不是单纯依靠少数从事创新的企业来带动的。当新技术产生后，市场有条件使大多数企业从中得到好处，并且保证技术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才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可以从经济学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来理解创新。创新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其中有大量其他方面的创新，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等。简单地只将创新放到技术层面上并不全面，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早期，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很好成绩，使得经济快速发展，正得益于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制度创新，使得民企得到长足发展、资源能够重新分配、整个市场上多数决策比以前做得更好，同时带动了管理、营销、组织的新变化。

提倡创新创业后，为什么在中国民企中没有见到很强烈的反应？道理很简单，因为民企面对的是硬预算约束，即民企不愿冒险去投资，投资失败、资不抵债将会破产。面对破产风险，民企在投资时会非常小心。因此只要民企发现市场上没有有利条件就选择不做。这种理性决定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基本保障，是中国经济的利好。所以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改革经济制度，帮助民企摆脱束缚。

 地区经济的区域激励发展

睿思：目前我国的大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水平都有较大差距。在此情势下，平衡国内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应从哪方面入手？

许成钢：中国一二三线城市间差距的实质是资源分配不均衡。一线是中央直属、二线是省、三线是地级、四线是县级市。这意味着资源集中性决定了城市如何发展，而不是由市场自主决定。一二三四线城市之间拉开如此大的距离，是资源配置失衡带来的后果，产生了较多副作用。

一线城市和相当一部分二级城市，都是超级大城市，内部效率不高。我们完整地观察经济时，不能单纯计算人均GDP和经济总量，更要看环境，比如城市人群拥挤程度、出行的困难程度等。超级大城市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水资源紧张、空气环境污染等。解决办法是不能让超级大城市继续增长下去，而要有更多小城市变成经济发展的中心。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可以为我们作参考，如德国便没有大城市，只有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且位置分散；美国实际上也只有很少的大城市，绝大部分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全美国一共只有三个大城市，而这三个大城市以中国城市标准划分，都不是大城市。这种平衡是市场上自主形成的。中国如果要发展平衡，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给地级市、县级市自主权。

任何城市要发展，必须包含内容而不仅仅是个经济活动单元。城市里需要有大学、医院。地级市、县级市需要可以自主办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实际上中国有许多城市已相当富裕，有能力办大学。这样便可以增加地方的发展动力，使得人才和资源不再只向着超大城市流动，从而对全社会发展更为有利。

 审慎应对未来贸易壁垒挑战

睿思：将视角延伸到世界，可以发现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面对未来，我国应如何应对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未来的挑战？

许成钢：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一个基本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未来怎么走。另一个基本问题是世界政治格局变化。

首先分析中国的经济未来走向。中国的改革发展前期，靠的是对外开放和大量出口，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占GDP的比例非常高，巨量出口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规模单靠出口拉动是不现实的、也无法持续下去。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就已显现。所以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导致的出口下降，是偶然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应主要靠自己的内需。而内需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碰到的最大困难。利用各种办法打开出口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帮助越来越有限了。

第二个基本问题就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国际间民粹主义上升是对中国、全世界以及国际秩序的巨大挑战。上一次民粹主义给全世界带来的严重灾难，即二次世界大战。发动战争的德国、日本是主动的民粹主义。战争早期，把自己封闭而无视世界的关门主义、防卫性国家是被动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盛行一定会威胁世界秩序。

不仅仅是在国际上有，中国也有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同样威胁着中国自身秩序、安全与稳定。当人们把中国经济问题都归结为别国民粹主义时，就会刺激本国人民民粹主义上升，进而遭受危害。举一个中国曾经最为突出的民粹主义危害的例子——义和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义和团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其目的是清除外国人，属于彻底的种族歧视。数年前，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反日游行、抵制日货等，也是有危险的。当国际间民粹主义抬头时，国内的知识界与媒体，要清楚、警惕国内的发展趋势，让中国人民知道，民粹主义是害人害己。

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愿景

睿思：您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期许？

许成钢：早期，中国改革做的非常好，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未来的深化改革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