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并行

面对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重要方向。作为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更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升级中国《睿思》访谈独家对话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共同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企业和政府如何共同作为、共进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 国企攻坚去产能

  睿思：在我国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带给“去产能”的国有企业怎样的挑战？

李伟：产能过剩不只发生在国企，民企在很多行业也有产能过剩。去产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最好的办法就是尊重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保留高效率产能、淘汰掉效率最低的产能。而通过非市场方式进行去产能，很可能结果相反。

另一种情况是有不少国有制企业，都存在隐形的刚性兑付。这就意味着银行机构、投资人认为政府会兜底，所以投资企业的风险低；也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原有建设范围更大，现在需要去产能的盘量更高，国有企业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中国的金融体制更多以间接融资为主。这意味着产能过剩的企业资产体量大，且是通过负债、融资手段购买的。企业产能既过剩、债务和杠杆又过高。所以去产能、降低杠杆率，在中国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

革新与去粕 平衡新兴产业发展

    睿思：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推进中，各地在加快宜居城市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伴随城镇化建设的新兴产业如网约车等，在迅猛发展中也带来了一些社会方面的不利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伟：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经济需要创新，而约束太多、管得太严，创新就不会产生。一些创新确实会颠覆部分传统行业，同时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减少创新对社会的副作用，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有所不作为。

当创新刚刚开始出现，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应对时，就应该让创新存在和发展。当创新经过发展、到达一定程度，会表现出较多负面影响。这时就需要政府的有所作为，通过监督监管、制定规章制度等来规范行业发展。产业的有序经营才可以保证其长期、有效地发展。

政府监管也需不断尝试、修正。一方面鼓励新兴企业、新兴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面对出现的问题有所作为、规范行业。这些都是合理的。经济学家对此类事情非常关注，除了观察中国也在观察全球。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某个国家，所有的国家都在想如何既鼓励创新，同时又保证公平效率。

全球化势弱 中企易触贸易壁垒

睿思：如果将视野上升，眼光放得更长远来看，未来五年时间内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

李伟：中国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改革，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产生了非常正面、积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丰厚的国家。全球化趋势减弱，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肯定会有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会在以下方面体现。

一方面是贸易。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国沿海出口型的区域经济，像广东、浙江这些省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中国作为制造大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已成为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工厂。未来，如果美国提出要将中国看成为货币操纵国、汇率操纵国，就将可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税，而这种加税肯定会违反WTO的规定。一般来讲，中国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也会据此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这将导致我国贸易大幅度下降。而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关税，美元将升值，美国强项行业的出口将下降。所以最后不仅是工作机会无法转移到美国本土去，美国自身的强项行业，如波音飞机等的出口也都会下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些类似的政策既损人又不利己。

另一方面是对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影响。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显现，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如并购、投资、建设工厂等，会面对当地出现的保护主义政策。比如不允许收购及其他障碍等。

供给侧改革之源：政府职能转变

睿思：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中，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怎么看待这项工作未来的前景？

李伟：这个问题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转变地方政府的角色及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政府主要职能是以人为本，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在未来会发生很大转变。以前是由政府指定方向，决定是否投资、大力发展某个地方，未来政府将转变职能，只做好公共服务。如果能做好，中国经济将会上一个新台阶。

政府公共政策力护绿色生态建设

睿思：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城市发展以节能和生态为重心，那么企业怎样才能为之作出贡献？

李伟：如果企业可以自觉关注节能减排，大概是由于企业家有情怀，我们也希望看到我国企业家们都有高尚的情怀。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如何履行责任更为重要。政府需要在监管监督、法律规章制度等方面，给企业定下规矩，让企业都来遵守。因为在源头减排节能是最为有效的方式，成本也最低。当污染从企业释放出来，进入大气环境、水环境后，消费者在家里装一台净水器、空气净化器治理的成本非常高，并且不能彻底。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制定法律法规，让全社会来遵守。最好的法律法规是鼓励企业以最低的成本减排、节能。因为，减排节能是有成本的。企业端来处理，耗费的社会成本最低；而消费者端来处理，社会成本非常高。所以，理应通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来把这件事情办好。

中国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伟：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分析，中国应该回归实体经济。投资不应该只为套利。要抓住本，即创造工作岗位；放弃末，即资产泡沫，不该本末倒置。每个人可以兢兢业业地工作，这是最重要的。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会非常好，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增速。我们对这方面很有信心。中国目前来看完全可以迈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比如20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