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中国《睿思》访谈独家对话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共同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企业和政府如何共同作为、共进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政府监管与市场主导并行
面对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重要方向。作为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更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升级中国《睿思》访谈独家对话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共同探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企业和政府如何共同作为、共进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 国企攻坚去产能
睿思:在我国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带给“去产能”的国有企业怎样的挑战?
李伟:产能过剩不只发生在国企,民企在很多行业也有产能过剩。去产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最好的办法就是尊重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保留高效率产能、淘汰掉效率最低的产能。而通过非市场方式进行去产能,很可能结果相反。
另一种情况是有不少国有制企业,都存在隐形的刚性兑付。这就意味着银行机构、投资人认为政府会兜底,所以投资企业的风险低;也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原有建设范围更大,现在需要去产能的盘量更高,国有企业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中国的金融体制更多以间接融资为主。这意味着产能过剩的企业资产体量大,且是通过负债、融资手段购买的。企业产能既过剩、债务和杠杆又过高。所以去产能、降低杠杆率,在中国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
革新与去粕 平衡新兴产业发展
睿思: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推进中,各地在加快宜居城市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伴随城镇化建设的新兴产业如网约车等,在迅猛发展中也带来了一些社会方面的不利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伟: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经济需要创新,而约束太多、管得太严,创新就不会产生。一些创新确实会颠覆部分传统行业,同时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减少创新对社会的副作用,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有所不作为。
当创新刚刚开始出现,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应对时,就应该让创新存在和发展。当创新经过发展、到达一定程度,会表现出较多负面影响。这时就需要政府的有所作为,通过监督监管、制定规章制度等来规范行业发展。产业的有序经营才可以保证其长期、有效地发展。
政府监管也需不断尝试、修正。一方面鼓励新兴企业、新兴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面对出现的问题有所作为、规范行业。这些都是合理的。经济学家对此类事情非常关注,除了观察中国也在观察全球。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某个国家,所有的国家都在想如何既鼓励创新,同时又保证公平效率。
全球化势弱 中企易触贸易壁垒
睿思:如果将视野上升,眼光放得更长远来看,未来五年时间内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
李伟:中国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改革,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产生了非常正面、积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丰厚的国家。全球化趋势减弱,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肯定会有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会在以下方面体现。
一方面是贸易。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国沿海出口型的区域经济,像广东、浙江这些省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中国作为制造大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已成为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工厂。未来,如果美国提出要将中国看成为货币操纵国、汇率操纵国,就将可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税,而这种加税肯定会违反WTO的规定。一般来讲,中国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也会据此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这将导致我国贸易大幅度下降。而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关税,美元将升值,美国强项行业的出口将下降。所以最后不仅是工作机会无法转移到美国本土去,美国自身的强项行业,如波音飞机等的出口也都会下降。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些类似的政策既损人又不利己。
另一方面是对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影响。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显现,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如并购、投资、建设工厂等,会面对当地出现的保护主义政策。比如不允许收购及其他障碍等。
供给侧改革之源:政府职能转变
睿思: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中,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怎么看待这项工作未来的前景?
李伟:这个问题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转变地方政府的角色及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政府主要职能是以人为本,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在未来会发生很大转变。以前是由政府指定方向,决定是否投资、大力发展某个地方,未来政府将转变职能,只做好公共服务。如果能做好,中国经济将会上一个新台阶。
政府公共政策力护绿色生态建设
睿思: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城市发展以节能和生态为重心,那么企业怎样才能为之作出贡献?
李伟:如果企业可以自觉关注节能减排,大概是由于企业家有情怀,我们也希望看到我国企业家们都有高尚的情怀。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如何履行责任更为重要。政府需要在监管监督、法律规章制度等方面,给企业定下规矩,让企业都来遵守。因为在源头减排节能是最为有效的方式,成本也最低。当污染从企业释放出来,进入大气环境、水环境后,消费者在家里装一台净水器、空气净化器治理的成本非常高,并且不能彻底。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制定法律法规,让全社会来遵守。最好的法律法规是鼓励企业以最低的成本减排、节能。因为,减排节能是有成本的。企业端来处理,耗费的社会成本最低;而消费者端来处理,社会成本非常高。所以,理应通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来把这件事情办好。
中国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伟: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分析,中国应该回归实体经济。投资不应该只为套利。要抓住本,即创造工作岗位;放弃末,即资产泡沫,不该本末倒置。每个人可以兢兢业业地工作,这是最重要的。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会非常好,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增速。我们对这方面很有信心。中国目前来看完全可以迈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比如20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