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是普通人，会走路，会说话。拥抱、亲吻、牵手，都不会传染艾滋病。”年仅11岁的南非艾滋病人恩科西-约翰逊向全世界道出了艾滋病人的心声，恩科西是全球瞩目的艾滋病斗士。而今恩科西已去，但南非社会并未因此而接受艾滋病人。两年前一名女子在承认染病后遭暴民围殴致死，而她的家人则不断收到死亡恐吓，至今仍不敢出席死因聆讯。卫生部门承认，艾滋病仍被视为耻辱。在这种敌对气氛下，要南非人正视这种“世纪绝症”、接受并关注病人及其家属，仍有漫漫长路。

　　南非艾滋病人的境遇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相形之下，我们这里的环境让人觉得幸福得多。

　　可就在这“幸福”背后，却也有着一场切切实实的“冷战”。

　　“冷战”即发生在这座城市，发生在离我们不远的身边。

　　长宁法院日前受理的，上海市首例艾滋病隐私侵权诉讼案中的艾滋病患者之父刘哲，即是这场“冷战”中的主角。

　　艾滋病患者之父的“绝对隐私”成了全厂皆知的公开秘密，从此，刘哲在异样的眼光中，过着人非人、鬼非鬼的生活。

　　至此，忍无可忍的刘哲开始了一场捍卫“艾滋病人绝对隐私”的艰难“征战”。

　　过着人非人，鬼非鬼的生活

　　有关刘哲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去采访艾滋病人的家属刘哲，心里总有些惴惴不安，怀着如是心情，来到了他的家。刘家乃典型的“穷街”，低矮破败的屋舍，昏暗的光线，逼仄的空间，陈旧的家具，门上贴着的“福”字也显得黯然……我的采访还不能让左邻右舍听到，本已是闷热的小屋还得紧关房门，就在这昏暗与燠热中，我聆听着刘哲和太太诉说着他们的坎坷经历……

　　30岁前，刘哲的生活可谓平平坦坦，刘哲布满血丝的双眼闪现出几许的迷离，似在感喟命运的起伏无常。刘哲做梦也未想到，人到中年，本想与妻儿一起享受温馨的生活，可“急流险滩”汹涌地出没于他的生活中，凶险得令他感到窒息。

　　“但我们不信命，不认命，只相信自己，相信科学！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想讨个公道！”

　　刘哲的第一个诉讼，是将造成其儿子输血染上艾滋的三家单位告上法庭，可此案审理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却因种种原由而迟迟没有判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轮的诉讼正在进行。

　　刘哲在此番诉讼请求中写道：被告李颖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并使我的人格遭受损害，故要求其恢复我的名誉，并赔偿名誉隐私精神伤害费5万元。

　　刘哲用他朴素的语言在起诉状中叙说着这么一段令其倍感辛酸的经历：“我孩子1987年因颅内出血，被诊断为血友病。后因长期使用鲜血和血制品(八因子)，不幸感染上了丙肝和艾滋病。因药费昂贵，只有在厂领导签字后，方才可以报销。当时出于对厂领导的无限信任，将儿子患艾滋病的情况和盘托出。不料，没多久，全厂竟人人皆知，据了解所知，是经手签字的工会副主席徐某将这事告诉了他的老婆李某，之后李某又将我孩子的病况在全厂上下广为传播，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以至造成了我不能同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我原本是水电工，隐私被传播后，领导将我调做勤杂工，工资也被降下一级。1999年，有关负责人知道我孩子的病情后，就叫我不要在厂里随便走动。某天下班乘厂车回家，我同厂里的曹调度正在车厢里说笑时，亲耳听到工会副主席的老婆在身后叫了一声‘曹调度，当心他的口水！’此言一出，当下整个车厢里即鸦雀无声。之后，厂里有关我的流言四起，1999年7月，分厂领导又多次找我，说全厂对我儿子的病反响很大，故叫我不要再到食堂里去吃饭了，饭碗更不准拿进食堂的窗口里，为了避免与我接触，饭菜票也不要付了，月底结算，从工资里扣除。还叫我不要再投考勤卡，如我再投，其他职工就都不投了……更有甚者，我拿过用过碰过的东西，我前脚走，别人后脚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筒。我用过的电话别人不用，要用酒精反复擦拭……工友们都像避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哪怕与我说话也距离一米多远……我拿出自己艾滋病检查的报告给同事们看，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一切正常，可还是于事无补。我在厂里过着长时期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生活，人们的冷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压抑的气氛令我感到窒息，人像是要发了疯似的！迄今孩子死了快一年了，可厂里的情况依旧，我实在忍无可忍，告上了法院，以要求恢复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恢复我原来的工作和工资待遇。我的隐私权和人格权受到极大的侵害，要求精神赔偿！”

　　在异样眼光中度日如年

　　按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为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保密，但为什么在刘哲的单位，他儿子患病的“绝对隐私”会成为公开的秘密？

　　对此，厂方的解释却是，当初一些媒体曾予报道其儿子输血染上艾滋病的情况，用的虽是化名，但职工们一看自然就与刘对上了号。可这个说法一直不能让刘哲信服，因为至今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儿子患的是艾滋病，甚至包括他的丈人。刘哲疑问：按理说，这些人应更了解我家的情况，可他们为什么就没对上号呢？

　　“我这样做人算什么？！”刘哲说他更想不通的是，他给记者看了其所有的诊断书和健康证明，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上海市卫生防疫站艾滋病毒抗体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一栏里清楚地写明——“阴性”。但面对全厂世俗和恐惧的眼光，科学在此时也显得苍白无力。刘哲无奈地告诉记者，这些情况他曾多次向领导反映，但实际境遇却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

　　去年6月，刘哲夫妇痛失爱子，他当初天真地想：小家伙走了，这下厂里总该让我透口气了吧？！可现实却让他再度陷入绝望之中。

　　斜刺里传来的一句“当心他的口水！”使车内瞬时鸦雀无声。但这样的死寂却无法平抑刘哲内心的波涛，他震颤了，自尊心受到的侮辱，令他决定再也不乘厂车了，不管这条路有多远，风雨有多大。还是在这天，当他在11点准时到食堂吃饭时，却发现每天此时热闹无比的食堂却出奇地安静。饭堂不大，他却感到无比的空荡；虽说正值炎夏，可他还是感觉到了从心底透出的丝丝彻骨的凉意。在一些人的鼓动下，工友们连续几天，在单位里集体“罢吃”，而都跑到外面去吃。只为避开刘哲——现在的刘哲去食堂打饭也只能是远远地避着同事，默默地一个人，把饭碗识相地、远远地放在窗口外面，服务员看也不看其一眼，打完饭即扭头一边……

　　在别人的冷眼中，刘哲度日如年。

　　同一车间，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友，也是眼下全厂屈指可数的几位还愿意与其聊天的同事，当他们谈到刘哲的遭遇时，也是欲言又止，其中一人对记者说，自厂里人知道他儿子得了艾滋病后，就开始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说，要当心他的唾沫，直到现在，厂里上上下下都对他避而远之，惟恐他身上有什么病毒似的。对于他的处境，车间里几个熟悉他的工友都非常同情，但这种同情仅限于我们几个，我们都只是普通工人，对于全厂来说，我们是无法左右的，更无力改变全厂职工对他的歧视态度。比如刘哲坐厂车，别人在车上说三道四，我们能去堵别人的嘴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算刘哲本人有艾滋病，平日里的一般接触也不会传染，但当一个艾滋病患者，包括他的家属真的站在面前的时候，很多人就怎么也迈不出靠近的一步。

　　被告夫妇喊冤枉

　　找被告李颖一直未果，其家里的电话始终无人应答，直至采访的最后期限，记者方才拨通了她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李颖的声音，第一句话即是：“刘哲说的一点都不是事实。他说的曹调度根本就不在车上，更何况一车子的人都说没听到这句话，当时我根本也没注意刘哲坐在哪一排，告人要有证据，我什么时候，与什么人说，他拿得出证据吗？

　　“刘的话纯属无中生有，我感到非常气愤，这真是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都退休了，还惹上这等事情。这一个月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越想越气，人都瘦了好几斤。

　　“知道就知道了，传播他的所谓隐私对我有什么好处？刘哲对媒体除了他儿子生病的事讲的是真话以外，其他概不属实。过往一些有关他儿子患艾滋病的报道出来，厂里上下职工看了很气愤，都说厂里对他这么好，他还这样，真是得寸进尺。

　　“我在厂里呆了30多年，平常与刘哲根本不搭界的，上班，进厂门就进入自己的车间，与其浑身不搭界。记得当时厂里为他儿子的病还进行全厂的募捐活动，我还捐了150元呢！厂里没有亏待他，同事们也不会无缘无故与他过不去。

　　“他要继续告，就让他告吧，我不怕告，因为他没有事实证据！”

　　话说至此，李的丈夫，该厂的现任工会副主席徐以洁接过了话筒：我是5月18日接到法院的通知，有些吃惊，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作为妻子的委托代理人，我也参加了庭审。

　　“刘哲在诉状中说，是我因给他报销医药费签字而知道了他儿子患艾滋病的隐私，既而告诉了我老婆，老婆再传了出去。这真是无稽之谈。其儿子因厂里的劳保关系，医药费的确经我手签字报销，看到的仅仅是医院出具的发票，具体的诊断书和病情压根儿看不到。

　　“加之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在我接受为其负责报销签字之前，部分媒体报道其儿子因输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情况就在厂里传播开了，人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故说是我和太太传播了他的隐私，那是不真实的。

　　“厂里经济效益差，但对刘哲开来的就医发票我们都是破例报销，一路开绿灯，厂长亲自签字，优先及时报销，让他能尽快拿到钱。目前厂里的上岗职工共有150余人，全厂去年年底即拖欠职工30多万元的医药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刘哲的药费报销，那么多年却从未延误过，只是最后几个月稍稍延迟，可末了也是一次结清，11103元。为了刘哲的一次结清，全厂职工一个月的药费报销统统让路，停止一个月。

　　“另外，由于对他儿子及他本人的病情寄予同情，厂党政工发动全厂上下职工进行了两次募捐，共捐得人民币4000余元。还有一次，企业曾专门配备轿车送刘氏父子去医院就诊。其次我和总支书记等三人也曾凑了500多元钱，让他去看病。”

　　厂办主任：欲拨云见日澄清事实

　　翌日我们与摄影记者一起又来到了位于东诸安浜路上的该厂总部，厂办主任张大梁接待了我们：

　　“确如徐以洁所述，事实是企业对刘氏父子患病生活的关心，企业领导和职工是付出一颗关爱之心的，做了应做的事，何来歧视？！

　　“1998年2月，企业内部机构调整，原设备科撤消，原人员部分下岗，当时即考虑到刘哲家庭困难，故安排其在管子车间做维修工。1998年5月，管子车间生产任务又不足，部分一线工人也待岗，企业再次考虑到刘哲的实际困难，将其调入门卫室工作。之后刘哲自己又生开放性结合性胸膜炎，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再来上班，当时全厂已有近80人处在待岗状态，厂里上下群众的确反映较大，认为像刘哲这样的情况，发给他基本工资，让他回去算了。可厂里最终还是顶住舆论，千方百计想办法，安排了他的工作。这一切的事实说明，刘哲的工作调动与歧视无关，相反还是给予了他特殊的照顾。

　　“过去，我们与刘哲的关系都蛮好，刘哲属兔子，故大家都亲切地唤他‘小兔子’。至于不让其打卡，不让进食堂买饭，不让其用饭菜票等情况，都不是硬来的，侵犯人权是不得了的事，这点常识我们还是懂的。当时许多工人对刘哲的情况存在畏惧情绪，他们向领导反映，刘哲要是插考勤卡，他们就统统不插；刘哲要是把饭碗放在食堂，用饭票买饭，他们就统统不吃。工人的反映实在太大，我们也迫于压力，为顾及双方，以保证正常生产，故采取折中办法，让刘哲暂时不投卡考勤，吃饭饭票每月结算。这些我们都是事先与其商量过的，得到了他本人的同意后，才有此君子协定的。这点事实我们特别要澄清，让大家能了解真相！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是为了回避矛盾，决不是有意歧视，故意刁难！厂方领导也做过努力，比如搞宣传，张贴关于科学认识艾滋病的海报，甚至还请来医生做宣传，这一切都没有用，工人们不听呀。

　　“人的心态不好，就很难与其沟通，就拿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吧。刘哲在冲动之下，拿了把锋利的三角刮刀去找领导……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僵，越搞越大。我们也是将心比心的，他儿子没了，外面债台高筑，欠了十几万元的药费，前一桩官司已有两年多了，至今未打赢……胸闷呀！若他心态不平和下来，头脑一发昏，很容易做出许多冲动荒唐的事。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我们希望有话好好说，化解一切内部矛盾，厂里也会尽全力帮助刘哲去打赢52万元的前一桩赔偿官司的。”

　　临末了，主任再三表示感谢，说这还是媒体第一次详实地对此案的被告李颖徐以洁夫妇进行采访，以及听厂方领导说说心里话。本刊记者／夏菁岑本刊特约撰稿／朱 静

　　     短信发送，浪漫搞笑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