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轰动上海的“南国酒家血案”许多人依然记忆犹新，姚建达就是其中一个。1989年7月28日下午，姚建达与副支队长盛铃发等人得到情报，到南国酒家捉拿一名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没有料到，他们遇到的竟然是一个杀人劫货的亡命之徒！

　　姚建达用平淡的语气说起了当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刚亮出证件，歹徒就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向我扎来。我和盛铃发扑了上去，我们被他扎了几刀，盛铃发捂着胸口蹲了下去，当时我就觉得不好……我和另外几个同事把他追到了一个死胡同，歹徒终于被抓获了……”在那次追捕行动中，盛铃发英勇牺牲，而姚建达则被歹徒刺伤腹部，肠子都流出来。

　　经历过这番生死的人最能体会人生的价值。如今已在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担任支队长的姚建达是这么确定他的人生坐标的：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不息，永不言悔。

　　办案子有人情味

　　许多与姚建达打过交道的当事人都说：这个民警有人情味。的确，姚建达办案子有一个特点，从来不是凶神恶煞般地对待当事人，搞调查、做审讯，从来都是温文尔雅，条理分明。非但如此，姚建达办案时还非常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

　　那是1998年的一个案子。姚建达在办理一起利用“手拉手”贷款偷划他人帐户案件时，从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上发现了一张上海玩具一厂的价值1000万元贷记凭证。按照一般的做法，侦查员首先要把手头的案件搞完，然后再去调查其他的事情。但姚建达没有这么做，他知道玩具一厂是一家国有企业，那张贷记凭证很可能是全厂职工的心血。于是侦查员马上对那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击审讯。他们从犯罪嫌疑人嘴中了解到，玩具一厂企业搬迁，职工们暂时下岗，国家拨给了他们1300万元的补偿费。厂长出于好心，想“盘活”这笔钱，轻信了骗子的花言巧语，把其中的1000万元交给骗子来“钱生钱”。直到案发，那家厂还毫不知情。姚建达连夜通知了该厂厂长，那位厂长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当他得知真相后，急得手足无措，竟冲着姚建达跪了下来，含着泪说道：“这是全厂职工的血汗钱啊，他们还等着过年哪！”

　　经姚建达手办过的经济犯罪案件已逾千起，从来只有罪犯跪地求饶，被害单位的领导向他下跪，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

　　那一刻，他感到自己热血沸腾：这是人民群众对人民警察殷切的期望和诚挚的拜托啊！他扶起厂长，斩钉截铁地对他只说了一句话：“请放心，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交待。”后来，姚建达和同事们想方设法，加班加点，终于在1999年春节前如数追回了赃款，那位厂长率领工人群众敲锣打鼓给他们送来了锦旗。

　　还有一件小事。去年姚建达办理一件冒充市领导亲戚进行招摇撞骗的系列案件。案子中有一位南通地区的原村支书，这位“老兄”打着领导的旗号只推销出了两套被子。他的家属看到他被上海警察抓了，非常担心，辗转找到了负责此案的姚建达。

　　来人背了3麻袋足足有50公斤的大闸蟹来打通关节。姚建达笑了，对他说：“礼我们是不会收的，案件我们会秉公办理的。”开后门的人怎么也不肯走，他不相信不送礼还能办事。最后案子的处理结果改变了送礼者的观点，办案民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认为那位原村支书不构成刑事犯罪，最后仅给予了行政处罚。

　　办案子铁面无私

　　做了20来年的经侦民警，姚建达体会最深的就是：办经济案子，难。难就难在说情者太多。

　　姚建达办理的上千起案件，几乎件件都有说情的。说情者身份有高有低，有朋友有亲戚，特别是办理一些牵涉较多的案件时，姚建达案头的电话几乎成了“说情热线”。

　　对付这些说情者，姚建达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某些领导来说情时，他会光明磊落地把案件摊开，把证据陈上，然后对领导说道：“你说这案子能通融吗？”亲戚朋友来说情时，他就来个装糊涂，要么否认自己在办案，要么等案件办完后再告诉对方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当其他系统的方方面面来说情时，姚建达还会把它当作线索，来查查案子里面还有什么牵扯，弄它个水落石出。

　　为了避免牵涉到各种关系网，姚建达成了一个“害怕社交”的人。有好几次，朋友约他去吃饭，一到饭桌上居然看到了几张办案时的熟面孔，这时姚建达最多礼节性地敬朋友一杯酒，然后“溜之大吉”。不过就是这样，他还经常遇到号称“姚建达铁哥们”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上半年，四支队民警抓到了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那人对民警说道：“你们的支队长不就是姚建达嘛，我和他很熟的。”民警回到队里后就对姚建达说：“支队长，对不起，今天把你兄弟抓进来了。”姚建达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就亲自到审讯室询问对方。那人看到了姚建达还不知趣，大说自己怎么和姚建达熟悉，怎么和他一起喝酒。在旁边的民警终于忍不住笑了，他对那人说道：“你正在和我们姚支队长说话！”那人目瞪口呆。

　　办案子奋勇争先

　　姚建达的业务素质在经侦总队里是出名的，而姚建达主动要挑难案、重案在经侦总队也是出名的。

　　2000年初，上海发生了先利公司特大非法集资诈骗案，该案涉及全国15个省、40多座城市，受害群众达18.5万人次，涉案总值达7.28亿元人民币。这是继无锡邓斌集资诈骗案以来全国最大的集资诈骗案，案情特别重大，无论是抓捕、追赃，还是维护社会稳定等诸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姚建达接过这个案子后，就带领侦查员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抓捕工作。由于涉案的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经常更换通讯工具，行踪飘忽不定，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姚建达他们没有气馁，充分运用侦查谋略，采用了全国通缉、网上追逃、外省市协助等各种方式，最后在广东将穷途末路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整个抓捕过程跨越全国15个省，历时5个月，行程10余万公里。5名首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犯罪嫌疑人虽然都已到案，但更艰苦的审讯工作还在后面。果然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自知死罪难逃，审讯时任凭你义正词严或是苦口婆心，他们都只管做“闷葫芦”。审讯工作像铁锤砸在棉花堆上，有劲使不上。于是，他和战友们一起重新分析案情，针对主犯张某对其情妇段某感情颇深，总觉得是自己害了段某的愧疚心理，制定了“攻心为上，各个击破”的新审讯对策。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巧妙审讯和政策攻心，终于迫使主犯张某如实供述了其利用非法集资手段进行诈骗的全部犯罪事实和藏匿赃款的地点。审讯的突破，带来了追赃工作的巨大收获！警方从罪犯藏匿赃款处一举缴获了上海经侦史上创纪录的现金赃款，整整1750万元人民币。随后，他们又在广州等地先后缴获了十余张存单、存折计3200余万元人民币，可谓战果累累。

　　由于该案侦破迅速，犯罪分子无一漏网，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专案组因此荣获了集体二等功的荣誉称号。本报记者 俞明骁 通讯员 金正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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