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她的日语老师，笔者与玫佳的再次见面是在“梅林酒店”开张大吉的庆典仪式上。从她去日本以后，除了年节偶尔接到她从日本打来的几次越洋电话外，对她的了解多是在与她昔日的几个朋友的小聚中得知的。听说她在与婚外恋的丈夫离婚后，境况一直不是很好，心情郁郁寡欢，后来嫁给一个大她15岁的其貌不扬的日本人。

　　“梅林酒店”的开业仪式在众多朋友的捧场下，隆重而又不失典雅，气派地拉开了帷幕。在随后的宴席上，玫佳步履轻盈，顾盼有神，周到细致地穿梭在各张桌子之间，以酒店董事长的身份向各界朋友致意周旋。由于是本地为数不多的日本料理专门店，规模又是数一数二的，新闻界不少朋友前来采访，玫佳泰然自若，谈笑风生。

　　在大多数的客人走后，已经颇有醉意的玫佳换上圆领对襟的女式套装，开始与剩下的几个好友畅饮起来，随着几瓶酒下肚，玫佳讲话也开始变得语无伦次和亢奋起来。

　　“你们以为我这几年在那边好混吗？我告诉你们，我什么苦都吃啦！在日本挣钱是要付出代价的。刚去的时候，我也满心欢喜地想和比我大的日本丈夫好好过日子，忘掉国内的不愉快，开始我的第二次人生，但是在那种荒凉的小地方，语言上的障碍，生活习惯上的冲突，无朋无友的孤独，日本商品社会没有钱的那种尴尬，被人瞧不上眼的可怜滋味，婆婆一年365天不换样的永远的咸菜就米饭，失业的丈夫借钱买酒浇愁一蹶不振的无奈神情，别人是不会理解的。

　　“没有办法，我与日本丈夫协商，我要挣钱，我要到东京去！刚开始，丈夫死活不同意，说干脆离婚，否则让邻居知道会被笑话死的。离婚对我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一旦与丈夫离婚，我今后在日本居留资格怎么办？没有了合法的滞留理由，我去投奔谁呢？经过软磨硬泡，丈夫还真的同意我去东京，但条件是对老婆婆和邻居说回国治病，而且每月要寄3万日元给他买酒，与他保持联络，他去东京找我我仍然是他的太太，我的居留手续则由他负责延期。

　　“由于语言差，在东京找别的工作很难，我先是给一些夜总会、酒吧之类的店铺发宣传单，一般是站在人流较为集中的电车、地铁、繁华街道商店的出入口等地方，向过往的行人手里塞。这种单调乏味的打工由于台湾人李姐的出现而发生了转变。李姐是20年前由台湾嫁到日本的，现在在东京已经拥有三家酒吧。

　　“刚开始在李姐的店里打工时，我先是负责给客人配刨冰，开酒、倒酒、传递果盘什么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最容易挣钱的是陪着客人喝酒、唱歌。每月除固定工资外，在客人的酒单中还可以提成。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让客人掏腰包多喝酒，就要多‘献身’：让客人搂，让客人抱。自从做陪酒员那一天开始，我变了，头发染得黄黄的，裙子短短的，妆浓浓的，快30岁的人啦，在夜总会的灯光下，还要故弄姿态，挤眉弄眼。为了挑逗客人，有的陪酒员故意将乳罩弄得松松垮垮的，让酒醉的客人往里面塞钱。

　　“日本丈夫来看过我一次，也许看我是个借口吧，晚上他迫不及待的举止让我多少感到他的可怜。丈夫的来临也或多或少弥补了我对他的歉疚心情，丈夫没有讲他家里的事情，也许他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家的缘故吧！在日本我已经没有家，有的只是一种金钱、肉体、欲望、良心被扭曲搅拌在一起的交易关系。丈夫走之前搁下一句话，该办签证延期的时候早点和他联系。”

　　“你们看我现在是酒店董事长，很风光是吧？但我实际上是什么呢？我自己有时都不知道。”玫佳的女友中，有一些已经坐不住凳子啦，她们知道今天的玫佳是在借酒倾诉在日本那几年的辛酸体验，也许让她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去大哭一场，她才会将那不光彩的一幕慢慢忘掉。

　　“我在日本做了几年吧女，但我一次也没有卖过身，这一条我也是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挺过来的。我做了几年吧女，但我决不是妓女，今后永远也不会卖身！”玫佳近乎歇斯底里的发作，随着她的醉成一团而结束。

　　作为玫佳的日语老师，曾经去过日本多次的笔者，那晚走出梅林酒店的时候，没有感觉到闪烁的霓虹灯的耀眼，我在心里期盼玫佳的第三次人生，这次能有一个好的开端和美好的未来。笪志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7月25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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