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杨本伦，37岁，1982年考入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7月毕业分配至国家人事部工作。1992年10月，为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他辞去人事部考试录用司主任科员的职务，回故乡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为中国第一位“硕士村官”。此举被国家领导人肯定：“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1998年4月，杨本伦泪别故乡南下，先后到深圳、顺德、广州打工。1999年4月至今，任职于河北省黄骅市民营企业信誉楼商厦。

　　为什么离开深圳广州？

　　1999年3月，我从广州来到河北省黄骅市信誉商厦。对我放着5000元月薪不拿，来到一个北方小城民营企业拿800元的薪水，即使现在很多人也表示不解和质疑。

　　1999年我刚来时担任总经理助理，一个月我就给老总提建议：把企业经营管理型向教学型组织转变，把一切管理制度都变成岗位培训制度……把每周六的班前会改为演讲会，组织"青年促学会"和经理读书会。我把这些建议连同在顺德时写的《关于推行人本主义管理的思考》交到老总手里。后来，我又兼任商厦二楼楼层经理，负责管理服装、百货、文体、书店和针棉等五个商场，400名员工。

　　信誉楼商厦是河北最早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造的民营商业企业。我这里有份《黄骅市信誉楼商厦有限公司章程》，是请中国社科院一名教授起草的。这个《章程》就是着手建章立制，要建立"弹劾制度"，让大家公认的有能力的人接总经理的班，这是一幅"百年老店"的蓝图。这里实行人本管理，一切靠制度来约束，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向我们提意见，只要意见对就采纳，各级经理和柜台组长权利也很大。

　　几年前，"信誉楼"这一品牌的价值保守地估计就是上千万，而总经理家里不装电话，自己不配手机，一辆骑了十几年的自行车，是他上下班和办事的交通工具，出外办事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他有着农民的质朴和淳厚，有着现代企业家的气魄。你也参加过我们周六晚上雷打不动地是职工业校培训，上千名员工分成两批培训，接着是专职教师讲解《卡耐基成功之路》和日本松下幸之助的经营之道。如果说军人靠纪律，那么我们靠得是企业的文化魅力，这就是企业的勃勃生机和活力，这是我离开广州、深圳的一个原因。

　　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

　　我是沂蒙山区土生土长的农民后代，工作后我先后几次到部队驻军、武钢和四川大凉山农村体验生活，1991年又到潍坊农村挂职锻炼一年。期间我到过青岛、烟台等地参观考察。

　　我发现每个富裕起来的村庄，都有一位坚强的带头人。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刺激着我。

　　面对机关平淡的上下班生活，我想：作为一名年轻知识分子，不应该为了个人的名利和职务升迁而呆在机关里平庸地活着，也不能为了生活的舒适和虚幻的自我设计而活着。长期浮在高层，与基层的联系中断了，对年轻人的发展是不利的。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撞击着我的心灵。我心里清楚，自己就是想真心实意干点事。我正式向部领导递交了回村任职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容基批示道：“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当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我把妻子的户口也从北京转到了山东沂源县。

　　朱镕基总理的批示成了县里的支持，我当上了东北庄的支部书记。家庭、同学、同事、亲朋好友，没有人理解我的选择。因为一般人官场上奋斗的目标是：从乡干到县，从县干到市，从市干到省，直到北京。人家说你杨本伦好不容易考上个大学，上了研究生，25岁就进了国家人事部当了京官，多少人想都不敢想，可你偏又回到村里当村官？不是脑子有病就是犯了错误被贬下来的。但今天想来我依然无怨无悔。

　　泪别奋斗6年的东北庄

　　我对农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东北庄有2500人，人均不到一亩薄岭地，1992年人均收入不足400元，无集体收入，外欠外债几万元。班子软，人心散，人们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却矛盾迭起。为了便于规模化生产，我调整土地时得罪了一些村民；换下了一些不正经干事的干部，调整领导班子也得罪了不少人。

　　建农贸市场征用村里的坟地，这个决定在东北庄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我先是挖平了自家的祖坟，可还是有人扬言：你铲自已的祖坟行，谁要动我的就砸死谁！在那次冲突中，我被打破了头。最后是平一个坟补80元解决了这个矛盾。

　　当村支书6年，虽然我走后有不少说法和解不开的疙瘩，甚至有不少毛病缺点，但我问心无愧。我调整土地化零为整，还调整了种植结构，由单一种五谷杂粮发展了林果业，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商品意识也逐步浓厚，人均收入从过去的400元增加到1700元左右。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生活，我感到主要的失误有两点：一个是几年来村班子和企业管理人员6年来换了几十个，虽然自己想搞好工作，可换下去的都成了我的对立面；二是不该盲目上企业，我带领乡亲们建起了十多个厂子，因为管理混乱，最后我自己搬到企业吃住在那里，成了一个村办企业的工头，最后因为缺乏管理人才都垮了下来。

　　在农村要想混太容易了，还能捞到不少的实惠。一个知识分子想融入社会，首先首先要学会适应要学会“俗”，当俗到被社会认同时，你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报负。我这个人缺点较明显，不喜欢的事不愿主动参与，乡领导对我反映大的就是，当了6年支书参加的会议很少。对上级说的不对的地方，我总要顶上几句，这正犯了当村官“不听话”的大忌。对上边的各种摊派，不合理的我就坚决顶回去，对摊派的报刊费实在顶不过去才订……工作急于求成，和乡里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没有搞好关系，产生了不少的磨擦。

　　1998年春天，县里一纸调令任命我为县委党校副校长，我要求兼任村支部第一书记，我的要求被上级拒绝后，我递交了辞职报告。4月30日，我踏上了寻梦的南下火车。

　　再次选择离开

　　我曾在杂志上读到一位女老板艰苦创业的事迹，深为她的经历所感染，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回信欢迎我加入企业。当时我是背负着八十年代年轻学子的理想来深圳寻梦的，而非人们所议论的，为了离开沂蒙山区，躲避现实的风言风语。

　　初来深圳，我成了总经理助理，努力适应着从硕士村官到企业打工仔的角色转换。后来女老板去美国定居，企业由她妹妹管理，而她妹妹却缺少让人钦佩的经营理念。我清楚自己的抱负：要实实在在为社会干点事，而非简单重复打工仔到老板的人生过程。我在深圳只干了两个多月。

　　我工作的第二个站是顺德，在一家已是上市公司、号称全国最大微波炉的生产基地，我被安排到企业营销策划中心。我真想在这多学些营销策划知识，因为当年我和乡亲们创办的十几个村办企业，就是因为缺乏有关知识而没有效益。我奋笔疾书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将5000字的《关于推行人本主义管理的思考》交到负责人手里，然而几天过去了竟没有一人看过。我再一次茫然了。一个月后，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顺德。

　　我不想成为公众人物，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悄然出走后再度成了全国媒体的新闻人物。当时我正在广州市郊的一家摩托车配件厂做部门主管。老板看到铺天盖地的报道，当确认报纸上的杨本伦就是我时，与我促膝长谈，并诚邀我将太太和孩子接到广州来安心工作。

　　虽然我这时拿着5000元薪水，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前，遥想当年的理想我再一次感到了困惑：如果人生仅仅是为了挣钱，当年研究生毕业时就该到深圳那家已定好的单位；如果当初想当官，就不会离开国家人事部来当村官了。

　　“干一辈子”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1998年12月，黄骅市信誉楼商厦的总经理张洪瑞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经历。他就让鞋业商场经理曹旭东给我写了一封信，诚挚地邀请我来看一看。

　　1999年春节，我回山东老家过年，正月初七就踏着积雪赶到了河北黄骅。我来到商厦，顾客已是熙熙攘攘。售货员都满脸微笑，哪怕是给顾客找回几分钱，都恭敬地双手递到顾客手里：“感谢您的光临，欢迎下次再来。”这些细节深深打动着我。信誉楼红火的背后孕藏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以信誉为本的经营理念，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

　　回到广州后我谢绝了老板的挽留，3月底来到河北黄骅这个北方小城。我第一年的月工资是800元。

　　从1994年总经理张洪瑞考察了周边地区，想进一步扩大商厦规模，苦于没有合适人选，愿望一直留在纸上。今年才下决心投资两千万，在百里外建一个分店，大家推举让我来独自掌舵，我感到压力很大，但也有信心。因为从1985年创业开始，信誉楼用了6年时间的不盈利，换来了宝贵的信誉原始积累，当别人感叹钱越来越难赚时，我们的效益却连年大幅度递增。我当了6年的村官，虽然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小山村，但也锻炼了我的毅力、宽容的心理和协调能力。只要企业的资本积累与企业素质积累均衡发展，加上信誉楼的组织和运营制度，我想会带领500多名员工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从深圳到广州再到黄骅，我的选择再一次让人困惑不解。因为无论是地理优势、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黄骅与广州都不可同日而语。而我认为这里有施展能力的文化氛围，有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土壤。在南方那一年多，我看到员工们就像是赚钱机器，老板们考虑赚钱多而考虑做事业少。如果没有信誉楼这两年生活，我以后的道路可能就是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干。

　　充满理想色彩、渴望改变现实。我一次次从理想走向现实，又一次次从现实的困扰中回到理想境地，你问我能否在黄骅信誉楼这个民营企业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我在东北庄时人们就重复问过多次。“干一辈子”这个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村支书时我也从没说过要干一辈子。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誉楼商厦给我提供了展示人生和实现自己思想价值的平台，现在我有什么理由离开这呢？赵金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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