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去年11月3日那个倒霉的早上，张晓冬沉默了很久后说出了一句：“我是清白的。”

　　经过十几个小时不间断地查找，记者终于查到张晓冬在日本福冈的电话。当他接到来自家乡媒体记者的电话时，显得很激动。

　　“我什么也没做”

　　张晓冬的情绪比想象中要稳定得多，提到去年那件事，他放慢了语速，显然回忆是痛苦的。那个凌晨，他像往常一样将报纸分好投到各处去。现在看来，张晓冬如果不是一名报童的话，此案的法官对他的印象会好一些，但是一名中国报童的不轨行为在日本法官看来显得有些“合理”。

　　当张晓冬第一眼看到那名身材高大且偏胖的38岁日本女人时，并没有理睬她，尽管这个女人满口酒气地对他说个不停。然而当那个女人走出电梯由于酒醉而要跌倒时，一个中国天津人特有的热情和基于良好教育基础上的绅士风度使得晓冬不得不伸出手去扶了对方一下，可就是这善意的一扶，改变了张晓冬在日本平静的留学生活。张晓冬语气激动地说：“我无意去碰她，只是看她醉得不行才去扶她的。说来还是社会经验不足，事实上在日本类似的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在东京的街头和公交车上，就有女人故意与身边男士发生身体接触后蓄意敲诈。”

　　张晓冬说，那天他在送完报纸后像往常一样回家、上学，并且当报社叫他去一趟时，他也什么都没考虑，坦坦然然地就去了。试想，如果一个人心里有鬼的话，他是不会马上赶到报社的。而且，即便见到警察他也没有惊慌失措，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做。”

　　“对方有黑社会背景”

　　如果整个事情只是简简单单像一起蓄意敲诈的案件，那么张晓冬也许就没有那么多有形和无形的烦恼了。

　　“他们家有黑社会背景。”张晓冬语出惊人，“那个女人的丈夫和父亲都是黑社会成员，而且她本人也在经营一家有色情陪酒服务的酒吧，自己则是‘妈妈桑’。”

　　不过现在张晓冬还没有受到来自黑社会的压力，也许对方是顾及他是个“外国人”吧。但据张晓冬说，他的朋友及他曾经工作过的《每日新闻》报社却都受到过来自黑社会的威胁。时至今日张晓冬感到，对方到法院去告他并不是为了讨回“清白”，他们不过是想要钱罢了。在日本，这种例子并不少见，法官根据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极有可能判定庭外和解。到那时，张晓冬如果愿意付给对方满意的“赔偿”的话，这场官司应该就结束了。

　　“我不能给她一分钱，我没有错，我是清白的。”张晓冬显然不愿接受掏钱了事的解决方法，他表示会将官司进行到底。

　　“我对自己有信心”

　　谈到即将开庭的这场官司，张晓冬显得信心十足。

　　他说他近期看了不少有关日本法律的书籍，从中了解到即便是按照对方的说法，他也不会被判“强制猥亵”罪，更何况他是清白的，他期待着对他最终的无罪判决。尽管日本的“自由心证原则”对他不利，张晓冬依然相信法律是最公正的，事实更是胜于虚构。

　　据张晓冬介绍，对方的证言当中有很多前后矛盾不符合逻辑的地方，这给他和他的律师以更大的信心。而且更多的日本人是有良知的，张晓冬的日本律师就是其中一位。由于他同情张晓冬的遭遇，在收取律师费时只要了极小的一个数目，张晓冬说，他的律师基本上挣不着钱。

　　除了这些，所有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支持张晓冬。

　　“我并不感到孤单，这恐怕是我自信的源泉。”

　　新报记者骆文靖张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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