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巫昂

　　在最近一系列病人伤害甚至杀害医生的恶性事件中，医生与医院充当了弱者角色，他们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医患“战争”中丧失的不仅是人身安全，更深刻的是，他们将可能不再冒哪怕百分之一的危险为病人治病。体制危机落实到人际关系上，这大概是病房里所有矛盾的原因所在。

　　8月2日，记者来到湖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采访王万林教授被其病人彭世宽杀害事件，他的案子还押在最基层的沙子滩派出所。位于医院16病区4楼的血液科病房显得十分安静，王万林的照片在医生名录里已经被取下，他昔日的同事见到记者后，神色一片黯然。他们甚至表示不愿意谈论这件事，都说是“太可怕了”。

　　在标示着“教授办公室”的房间，血液科主任江劲波，以及王万林的儿子——同样在该科室当医生的王跃接受了记者采访。江告诉记者，这里就是王万林使用的办公室，一起在场的还有他的一个老病人刘松鹤。王万林是中国辐射防护学会及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曾获得治疗血液病两项国家专利。该医院的血液科病房从原有规模中独立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聘请到了这位医学教授，医院为此首次就投资了50多万。1999年，王万林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进入医院，2001年7月10日，68岁高龄的他因为人治病惹来杀身之祸。

　　那个叫彭世宽的白血病患者其实在半年前已经出院，尽管他曾经闹得天翻地覆，威胁扬言要烧医院杀医生，血液科当时也曾报省公安厅以及市公安局，但到事件发生前夕，人们早就忘记了这么件事，想不到他会重拾旧怨，并真的干了。

　　2001年7月10日，王万林从广州自费出差回长沙，当日是他的门诊，他身上带着两资料袋关于异体移植的材料。上午十一点来钟，据当班护士事后回忆，他接了个电话之后就说要回家去。他比平常早近一个小时离开门诊室，当时护士以为电话是他家里的保姆打来的。他家就在医院后头，通往家里的路在那个时间点上行人很少，凶案就在那里发生。第一个发现者是医院设备科的科长夏舜，他看见一个人骑在王万林身上，两手持水果刀不要命地扎，因为割短了静脉，地上至少遗留了2000CC的血。凶手累了，把刀丢在一旁坐着休息。夏说他最初以为是设备科车间工人因工受伤在那里惨叫。而事后更多的目击者说，他们远远看到有五个人挨得很近，围在凶手和受害医生身旁观战，二男三女。但这些目击者称没看到凶手手里的刀，以为是家属在闹事斗殴。夏称等他追过去时，围观者已经不在了。更离奇的事情在后头，当彭世宽向公安干警要求临走前洗洗手上的血迹时，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著名栏目记者已经扛着摄像器材等在洗手间的出口了。彭十分得意地向他们做了一个表示胜利的手势。“他们的反应速度甚至快过110。”医院的一位知情者愤怒地告诉记者，“电视台是彭的弟弟喊来的，彭的弟弟一见记者就跟他们握手，还抱怨他们来迟了。”言下之意，似乎是替他们没有赶上拍到凶手行事时的镜头而深感遗憾。当晚的黄金时段，这条新闻播出了，里面有对彭世宽及家属的采访，却没有给血液科跪地痛哭的其他病人一个小镜头。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王万林的讣告，刘松鹤就是在看了那条新闻后得知消息的。他说：“我当时真是气呀。”出事那天上午11点出头，他看了王的门诊，看新闻时，他正在吃王大夫给他开的第四个处方。到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用完了王跃接着给他开的第七帖处方，血小板已经由5万回升到14.7万。

　　中午12点，王万林被送入手术室，手术室外有十几个病人家属伸着胳膊要求为他输血。这时离成都华西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生王恺被砍伤送入手术室抢救约两个月的时间，而后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王任直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这三位王姓大夫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成为他们病人的“仇家”，这个夏天是中国医生的“受难季”。而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出具的统计资料，仅北京的71家主要医院，今年以来就有500起病人打伤医生的事件，其中90名被打成不同程度的残疾。媒体报道的仅仅是挑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北京协和医院、成都华西医院和湖南这起最恶性的医生被杀事件。

　　王万林被砍了46刀，心脏和脾脏被刺破，手因为挡刀被割断，脸上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而他本是个面目慈祥的医生，更多的病人都说他善良宽容慈悲，江劲涛说他只见过他发过一次火，而且是冲着值班迟到的科室人员发的。

　　送入抢救室时的王万林已经脑死亡，后来的开胸抢救也不过是增加了闻讯前来参加抢救的其子王跃内心的伤痛。

　　“在面对不好缠的病人时，我们通常呼吁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可是彭世宽本人是湖南动力机械厂的工程师，中南工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江劲波说。彭2000年10月17日入院前已经在著名的湘雅医院看过近两年的病，他得的是慢性逆细胞白血病，入院时已经到了加速期。临床上的说法，在这期间的病人可能只有3到6个月的生命期，10月21日，他由王万林主刀做了自体移植，他七岁的儿子在父亲手术前童言无忌地说了个：“我们家要发财了。”看病看出家产的唯一途径是闹纠纷索赔偿，术后的11月，彭见骨髓移植后身体没大变化，性子已经有些火暴，开始了他漫长的闹事生涯，他们的方式是逮什么砸什么，把血液科病房的玻璃几乎全砸烂了。但他声明，如果医院能把他的病情拉到慢性期，他会还掉欠费，当全院医生向血液科医生赔礼并离开医院。

　　其实12月初，彭在别的医院查到自己已经到了慢性期，但是他仍旧提出三点要求，首先是医院赔偿55万，其次要送他到国外做费用高昂的异体移植，最后就是烧医院要杀人。

　　在他住院的七八个月期间，他打伤了十几位医生。每隔一段时间，他的家人就相约到医院保护他砸东西打人。他们围成一圈，不让医护人员靠近，否则就上告医院伤害绝症病人。据江劲波说，他选中王万林教授作为下毒手的对象有一些可以猜测的原因，他是血液科的台柱子，他垮了血液科也就失去了主力。王是外地人，而彭及其姻亲在长沙大小是个有背景有头脸的家族，并且不畏惧打官司。因为面对彭本人的判决，很有可能考虑到他是个白血病晚期病人而保外就医。

　　王跃目前在为父亲的猝然死亡，无心他事地东奔西走，但似乎有些求告无门。王万林的老妻也是个医生，从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赶来料理后事，天天在家神情恍惚，一个记者也不想见。这一家人很明显地孤立无援，王跃的心愿就是抓出当日一起伤害父亲的同案犯，但是收集证据明显是困难的。同院的医生尝试过贴出签名标语，据说不久后还有长沙其他医生用竹竿子挑着白大褂上街抗议的事，但是当地媒体此后一派悄然。

　　相形之下，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王世直大夫的遭遇要幸运一些，凶手是病人高某的儿子高尚，21岁的高尚是北京联合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用一块玻璃割断了王大夫左胳膊动脉及韧带。高某是山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员，事后院方才知道他是带罪住院，他可能被起诉的罪名是走私罪，他在山西的财产已经被当地检察院冻结。在他住院期间，山西省检察院曾派专人来调查他的病情。早在1993年，他就曾到协和看过病，主治医生是任祖渊，国内侵袭性巨大垂体肿瘤方面的第一号权威。任大夫当时已经建议他住院动手术，他因故未进行。今年4月，他再度入院做完手术后，效果因为并发症太严重而显得不明显。67岁的任祖渊为他的第二次手术站了12个小时，但家属依旧不依不饶地要求任大夫半夜探视并指名要求两位院士级的专家亲自会诊，一边辱骂白发苍苍的任为“杀人的大夫”。

　　在高去世前二三天，家属给医院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不再交预付款，但是所需药品一样也不能少，院方一一照办。王世直说：“当时我觉得我们医生这方面显得太软弱了，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们反倒感到自己是弱势，对方是强势。”高某在住院前后及两个月的抢救期共花了24万，主要花销在抢救费和药费上了，“但他是贪污嫌疑犯，我们觉得经济对他们不是主要问题。在他去世三周前，家属还主动要求过放弃治疗，我们认为他们对他的病情也是十分清楚的，惟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想要找茬闹事，发泄对医院甚至社会的不满。”

　　7月25日，高某因为脑功能障碍去世，他的案子得以了结，但是他家人对协和的仇恨也发泄到了极至。他们在高死后当日没有离开医院的意思，在尸体处理上较为平静，院方以为没事了，原本前来防备出事的保卫科人员也撤离了。下午两点来钟，高家来了六个人要找高某的X光片，并即兴地指称清洁工小王偷了片子还卖了。当时唯一在场的医生是王世直，他去劝架时候，高尚等围了上来，把他追入护士值班室，逼到一个墙角上，一边骂不绝口：“我们病人活着进来，死了出去，这是个杀人的医院。”然后高尚就动手操起了桌上的一块玻璃镜框，砍伤了王大夫的胳膊，当时血流如注。王并不是高某的主治医生，没有事实上的医患关系，所以王任直说：“他们并不是恨我，也不是冲着我来的，他们要闹成纠纷，何患无辞。”8月7日，在协和医院急诊楼前的露天广场上，将由北京东城区公安局主持召开一次对高尚的公审大会，这似乎标志着医疗界对针对“病人凶手”的一次总动员。因为在7月27日王大夫被伤事件过后两天，协和出面联合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北京知名医院院长、医生等开的一次要求严惩凶手的会议上，仅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协和大会议室挤了近八百人。医生病人的关系紧张激烈到楚河汉界，一言不和即拔刀相见的地步，中国的医患双方到达了不能不进入谈判阶段的状态。正如长沙医生江劲波说的：“出了这类事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当医生了。”

　　更多的病人还是爱护医生的，可以为证的是王世直坐在被病人送来的鲜花和水果篮围拢的协和医院特需病房里(据他夫人说是惟恐高家还来闹事)，年仅45岁却被压力巨大的工作搞得头发花白的他充满面对少数无情病人的心酸。他告诉记者：“而且，连部长都不为我们说话了。”他指的是不久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央视的“部长访谈”中说：“我不是500万医护工作者的部长，我是15亿人民的部长，我绝不为医护工作者护短。”这似乎暗示着病人与医生在目前体制下当然的对立局面。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蔡仁华在央视的另一档黄金节目《实话实说》中有过另外一段广为医生们接受的话：“任何一国的医患关系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医生提供医疗服务，是供方，病人则为需方。为什么现在状况如此糟糕。”当时医生方面代表、院士郭应禄这样表达医生们的恐慌：“外科大夫在前面做手术，后面却有刀子砍过来。”其结果是医生再也不愿意冒哪怕百分之一的风险，王世直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说是100个病人原本有一个人的风险，现在可能100个人都不再有希望了，因为医生惟恐起码的人身安全不保而放弃治疗。用协和医科大学院长巴德年的话来说，就是：“这样，整个医学界为此要倒退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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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医生地位的一些数字

　　美国医疗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7%，约为10000亿美元，等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的医疗投入占国生产总值的4.3%。中国国家卫生投入占世界卫生投入的1%，却服务了占世界总数22%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各行业收入，医生的工资收入仅比农民高些许，远远不如金融业、IT业人士收入。联合国衡量人口发展生活水平的十项指标中，中国有四项达标，它们都与医疗有关，比如人均寿命、周岁以前婴儿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中国国有医院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国家拨款，外加以药养医，医生的技术劳动成本很低，比如做一台大手术的补贴往往不及10元，主任专家门诊挂号费用通常在15到2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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