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芬1987年初中毕业到广东谋生，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1997年10月，阿芬去员村的朋友家喝满月酒，搭乘何某的出租车。这和和气气的中年出租车司机给阿芬留下不错的印象，两人互留了电话。后来，阿芬工作不如意，何某就安排她到自己在荔湾区的玉器档看档，一来二去，两人在往四会市购货途中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何某对阿芬称自己已离异。

　　1998年8月，何某在晓港湾供楼“金屋藏娇”。阿芬询问其职业，何某称自己是警察，炒更开出租车，还拿出一本“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的工作证给她看。面对出出入入穿制服、带警械的何某，阿芬没有疑心。

　　当何某捧回大红结婚证，称是自己托朋友在潮州办的（阿芬的户口在潮州），阿芬就安安心心地当起了持家的“小妻子”。阿芬十分满意自己的生活：何某供着楼，玉器档的收入又全部归她，他还帮她办了广州市的身份证、驾驶证，尽管她连车都不会开。

　　可她完全没有料到，何某还有一个家，有明媒正娶的娇妻。

　　掌握基本情况后，去年6月15日，检察机关向海珠区法院提起公诉，指控何某犯有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招摇撞骗罪。对于何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事实，控辩双方没有太大的分歧。

　　关于招摇撞骗的罪名是否成立，成了争议的焦点。检察机关认为，何某先后非法购买了警服、警用手铐等警用物品，又向社会上的不法分子购买了伪造的人民警察证、人民警察证遗失证明等证件，日常穿着警察制服外出，利用假冒的人民警察身份骗取阿芬的信任，与其发展成同居，并用购买的假结婚证欺骗她已办理结婚登记，构成招摇撞骗罪。

　　所有的目光锁定：阿芬“从”了何某是不是因为他是个“警察”？

　　何某表示，他穿警察制服外出，没有带警衔、臂章，没有冒充公安，他和阿芬是日久生情同居的，她并非看中了他的警察身份，家中的警用物资均为个人收藏，不是用于违法活动，“说穿了，她为了我的钱，我为了她的人。”

　　何某的辩护律师提出，阿芬对何某是不是警察并不在乎，何某有“招摇”，但没有“撞骗”，他穿着警服，不是为了牟利，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获取方便。

　　就在法官有点伤脑筋的时候，阿芬送上了一份亲笔证词：“我遇见何某的时候他开着出租车，我不知他的身份，也不在乎，我之所以跟他好是因为他对我不错，又有经济基础，我也想在广州站稳脚跟，他大我20岁肯定会珍惜我。”

　　法官经过认真地分析后，认定：何某虽然既有冒充人民警察的行为，又有欺骗阿芬的行为，但何某骗取阿芬的信任至同居不是以冒充警察为手段，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遂判决：何某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何某服判入狱服刑，可他“后院”的火是越烧越旺了。(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曹志明 朱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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