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深圳罗湖区举行防腐保廉警示教育大会，全区正科级以上干部、中小学校长、医院院长及区属企业经理等参加了这个特殊而沉重的大会。下面是曾任一企业老总、涉贪百万元的犯罪嫌疑人杨耀华作的悔罪报告。

　　我叫杨耀华，今年39岁，1984年大学毕业。4个多月以前，我还是深圳市防火门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在却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一名反面教员在这里向大家忏悔：我是怎样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掉进犯罪深渊的。

　　动了贪念

　　1998年，根据上级关于“国企改革要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精神，深圳市东风防火门窗厂被列为第一批改制企业。为了顺利接过企业的接力棒，我想在改制时购买厂子的股权，可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办？我不时在想，自己从1985年来到深圳，一直在国有企业工作，但还是那么一点点工资，在深圳十几年却没有积攒到多少钱，何不趁这个机会捞一把？就这样，我把手伸向了公款。

　　侵吞百万

　　1998年底，由我和一个副厂长签字，将东风厂26家客户的“应收账款”78万元列作坏账处理。1999年初，我通过深圳市一家企业购买了5张虚开的总额7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在同年2月至8月在东风厂报销冲账，以支付货款的名义全部提取现金，除了小部分用于厂子业务外，大部分被我装进了腰包。1999年6月至2000年11月，从已列作坏账的两家客户收回25.564万元，我让财务以“暂收款”名义挂账，此后我分多次将此款项从财务处以退款名义提出现金，除9.5万元作为追款开支外，其余16.064万元也让我吞了。

　　1999年改制以前，经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一个资产评估公司评估，东风防火门窗厂“应收账款”中有279万元被评估为零，列作坏账处理。1999年5月至2000年3月，东风厂先后从几家客户单位收回已被列作坏账处理的“应收账款”60.85万元。这些款项也是以“暂收款”名义挂账，之后以退款的名义分多次提出现金，一部分作为追款费用开支，一部分留在东风厂的账上，有26.85万元进了我自己的腰包。

　　1999年7月21日，东风厂收回30万元货款，按规定应作为销售收入在利润中反映，我却让财务做“其他应付款”，并把该笔款项转出到另外一家公司，尔后再转回东风厂进销售收入账，因而避开了1999年8月31日改制评估基准日，造成了净资产值减少30万元的后果。

　　以上是我犯下贪污百万元大案的经过。我用贪污的赃款支付了购买东风厂50％的股权、加大投入东风厂及购买别克小轿车的首期款。

　　锒铛入狱

　　让时光倒流至2001年4月9日星期一，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这天上午，那是一个很平静很普通的上午，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不到10分钟，罗湖区检察院的几位检察官出现在我面前。“你是杨耀华吗？”“是的。”“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你配合调查，请你把近几年的财务资料拿出来，随我们到检察院去一趟。”他们向我出示了有关证件。在这一刹那，我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一样，半晌才回过神来：事情终于发生了，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跟随他们去了检察院，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4月11日，我被刑事拘留，进了看守所，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27日，被执行逮捕。在高墙下，在铁窗里，沉重乌黑的牢门，不时还听到其他人犯那“哗啦啦”的脚镣声，我的心在颤抖。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守所在押人员守则》中首页提到的“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等几个问题。

　　当我坐在冰凉的石阶上，捧着里面只有几块冬瓜的“牢饭”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似乎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地方，今天我竟然身临其境了。监仓里有抢劫的、盗窃的、诈骗的、伤害的、吸毒贩毒的；有十几岁的，有几十岁的，我可能是学历最高、年龄最大的一个。我从来也没想到自己会与这些人在一起同吃同住，一起等待法律的制裁。

　　痛悔不已

　　在看守所度过的这13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不断在反省自己，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反思，深深觉得自己的行为给罗湖区国有企业改制带来了恶劣影响。如果所有改制企业的负责人都像我这样侵吞国有资产，那国家将会受到多大的损失！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年迈的母亲，父亲早年去世，是母亲辛苦操劳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大，她现在身体又不好，本应安度晚年，可我非但不能在她身边尽孝，反而让她担惊受怕；我想到了往昔温馨的家庭生活，天伦之乐；我想到了妻子，她那柔弱的身躯能承受得起这打击吗？她要上班，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能扛得住吗？我想到了5岁多天真可爱的女儿，她不知道爸爸犯了罪被抓了，还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只是问妈妈：爸爸去了哪里？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回家？妈妈只能哄孩子说爸爸去外地出差了，孩子拿起电话说要打爸爸的手机；我还想到了很多很多……我的心都快要碎了。是贪欲使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痛悔不已。

　　我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自己放松了对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改造的结果。从担任厂长起，就喜欢听好话，听不进那些不同意见，认为自己是一把手，滋长了一股高人一等的傲气，不愿意接受他人的监督，做事我行我素，将财务制度和法律置之脑后；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个人贪欲膨胀、拜金主义思想泛滥的结果。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是我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人一旦失去人身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宝贵。在我对前途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时候，检察官们对我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使我明白了他们办案不是为了整死人，而是为了教育人、挽救人。我要真诚认罪悔罪，退清赃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消除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企业改制带来的恶劣影响。

　　最后，我请求人民政府、司法机关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我予以从宽处理，我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本报记者刘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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