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家无定所的穷老汉，在楚天之下，举目无亲，忽然有一天，他有了一位当区长的亲戚，他的故事就十分传神了。

　　王启禄老汉是位街头修鞋的，他到底是不是区长的亲戚，这个问题是摆在所有读者们面前的一个迷。可是当王老汉在《讲述》栏目短短20分钟的讲述中，他一再说明了他是区长的亲戚，而且是三番五次泪流满面，究竟是不是亲戚，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亲戚，我们还是听听王老汉字字含泪，声声藏情的朴素心声。——编者

　　一把电火让我认识了他

　　我是个北京人 ，在文革期间，因为说了两句“错话”，被送到了武汉的劳教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没想到这一呆就是十几年，1981年，我平反出狱。在武汉我是举目无亲，身上也仅有靠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二、三块钱。拿着我所有的积蓄，来贩卖肥皂盒，当时肥皂盒买来是一毛五一个，卖出一毛八，这样一天就可挣几毛钱。喏大一个武汉我没处藏身，就只好住在长江大桥底下。这可是个不要本钱的好“家”，晚上能睡觉，有时还可以在长江里洗澡。到了冬天我就钻到医院里，因为那儿暖和。也就在那年，我认识了一位跟我在一块儿摆摊儿卖卷发筒的女人。到了1985年，我门就结了婚，成了家。可那也不象是个家，就是些木头搭的棚子，而且没住多久就被城管给拆了，还好，几天之后，房管所给了一间房子，屋子不大，不到10平米。虽然屋子小，但这也算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家了。好景不长，那年下大雨把屋顶都给压塌了，电线还着了火，吓得我赶紧跑到了区政府信访办，找到了一个叫吴天祥的人。他听了我的情况后马上赶到我家，在我家里，他捋起袖子，就亲自动手帮我修电线，那架势不像个坐办公室的，像是大机关的勤杂工，我想我这次还真找准了人。他把电线修好后，又找人给我修房子，检查漏洞，弄得浑身是泥。房子修完后，洗了洗手，推上他那辆自行车，连水都没喝就走了。这是我在武汉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好人。我知道天下好人多着哩，但我这穷得叮当响的老汉，哪有机会接触什么人呢。我还来不及说几句感谢的话他就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发愣地猜想：这人不是一般的勤杂工，看他安排大家干活的派头，看他对人的那股认真劲……

　　大年初一谁在敲我的门？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不是什么勤杂工，他是信访办主任。有就是说，我这个残破的家里，来过一位正儿八经当官的。。当官的来，不是做什么思想工作或搞什么调查之类的事情，而是帮我做了一番粗活！这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事情。这件事过后，让我心里有几份自豪，同时也老惦记着“吴天祥”这个名字，我总觉得欠人家的大情。欠只能是欠着，我哪有什么能力去还情了愿呢，我即使哪天积攒了一点能力上门答谢，人家也不会瞧得起我那点小情小礼。我想那将是一份永远也无法了却的心愿。

　　就在那年的大年三十，老天特别地跟我过不去，大过年的我把肉票粮票和钱都给丢了。没有钱来买肉，就买了点廉价的水果对付着过个年。老伴当时还装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其实，我看得出来，她并不开心，不是因为我丢了钱而没有置办年货，而是看到人家的家里头有儿有女，有老有少，一家欢欢乐乐，有说有笑的。再看我们自己，实在是凄惨的很。哪知大年初一那天，天刚亮，就听到有人敲门，我心理纳闷，在武汉我举目无亲，这大过年的能是谁呢？我想可能是找我修鞋的，可当我打开门的时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吴主任拿着年货给我拜年来了！哎哟，我说吴主任啦，你这是怎么了，我一直都觉得欠你的情没法偿还，你这大过年的不去与你相称的人家走动，怎么上我这里来呀。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掉。吴天祥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们有同样的心，同样的情，能说我们在一起不相称吗。接着他与我谈些家长里短的话，说到我家中的动情处，老伴也哭起来了。我们都说寻不出方子来报答他。可他说：“不用报答，只要你们能够自力更生，生活过得好一点，我就放心了。”我告诉吴主任我想修鞋，干点手艺活挣钱，但是没有执照，没办法做。他让我别担心，他会帮我办这件事的。 看了我的家景后，吴天祥从此就把我们搁在心上了。他怕我们过年孤独，还特地请我们上她家去吃年饭。在他家的饭桌上，我抱着吴天祥大哭了一场。这多年，我几乎是没年没节，我怕的就是过年过节，我太想亲人了，可我一个亲人也没有。如今吴天祥，竟然把我当亲人，可惜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能力报答他的亲人！

　　他在前面拉车我在后面哭

　　年过了，节完了。大家又该忙生计了。年初一与吴天祥说的那句话，他还真的放心上了。过完年他就通知我，说修鞋的执照办好了。他真的拿我的事就当自己的事去办，我的生活有着落了，修鞋摊也就正式开张了。

　　有一天，他正好经过我的鞋摊，我就赶快拿过小凳，让他坐这儿休息一会儿。我不由自主的看了看他脚上穿的那双鞋，真是“惨”不忍睹，鞋底都快磨穿了，鞋跟也没了。我让他赶紧把鞋脱下来，二话没说就埋头干起活来。首先给前头粘了一对鞋掌，还上了几针，后头给换了一对鞋跟，做完这些后，我想他天天走太多的路了，一定很费鞋，我就干脆在后跟上钉了一对铁掌，弄完后又擦了点油。我觉得满意后才递给他，让他穿上试试。吴主任穿上之后，一连说了几个好，随后掏出10块钱递给我。可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啊，他给我送这又送那，帮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如果我再收他的钱，我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人。我对他说：“你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至今无法报答，这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他却说：“这可不行，你替我修鞋收我的钱是应该的，如果少收了一毛钱，那我以后也就不值一毛钱了。”我不知说什么好，无可奈何的收了他的钱。在这之后，我一直保存着那10元钱，舍不得花，把它当成纪念品保留着。不久，吴主任又帮我老伴找了个扫地的活，就这样，她扫地，我修鞋，日子过的也算不错。

　　我这人可能注定要多灾多难，到了1993年，我们的困难又来了，那间10平米的小屋开始漏雨，十分的严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拆迁，要么重建。重建又需要交钱。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呢？我又找到了吴主任，我话还没开口，他已知道我的来意，跟我说别着急，他会想办法帮我们解决，让我回去等消息。没过几天，他就满头大汗的跑来跟我们说，有一间房子，我们可以直接搬进去，也不用交钱。随后，我就跟他去看房子。地址就在书院巷6号4楼，一开门，只见四面粉刷一新，地上是油漆地板，空气对流的门窗，光线充足，前面有凉台，后头有厨房和卫生间，这是一个20多平米的独间房子。当时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梦。搬家的那天正好是礼拜天，也不知他从哪弄来了一辆板车，他帮我装好车后，他在前面拉，我就跟着在后面推。那天的天气特别的炎热，汗水不停的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哪里像位干部呀，他分明像一个穷书生，看着他的背影，我一路上是哭着走过来的。

　　我要说 我要去对《焦点访谈》说！

　　住进了新房子没多久，我老伴突然病了，经诊断是腰椎肥大，她这一病，我也因急而导致了旧病的复发，什么胃疼，心脏病，高血糖，一起来了。明明搬新家是件好事，可我们的身体却又出了问题。我们这对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又再一次的走到了艰难的路口。这事让吴主任知道后，就开始替我们联系区政府，民政局和街道上的有关单位，给我们夫妇俩申请了社会救济金，从此，我们就有了比较固定的经济收入，开始过上了稳定的生活。我总在想，他凭什么就要那样关心我，帮助我，而且在他心中装的还不只是我一家这样的“穷亲戚”，他有好多好多“穷亲戚”，现在不是流行关系学吗，难道他就是要拉我们这些人作关系，那不太可笑了吗。我不大懂什么信仰、什么境界之类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属于那上面所说的人，在我眼里，只觉得他是好人，善良人，他要帮你的那阵子，也许什么也来不及想就帮了。我也没有见过雷锋，大概吴天祥就是跟雷锋一样的人吧。他为我做过的许多事情都属于他的份外事，可他还是那样热心的帮助我们，帮助那些像我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们。他风里来雨里去，东家走，西家串，也没休息日，只要他认为该管的，他一定都要管，他就是这样一个好人！ 他这个好人，不但解决我们的温饱，住房问题，还考虑到我们这些老年人其它方面的修身养性。那次他组织了几百人出去旅游，其中就有好几位是他的“穷亲戚”，我也是其中之一。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图我这样老百姓的回报，但我想，我们这些人都会被他的热诚和行为所感动。所以一直总想找人说说，要不然我死也不会瞑目。1996年，吴天祥被群众选举当副区长了，他的事迹影响也越来越大了。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组的来了，听说是要报道吴天祥的事迹，我就跟他们说希望他们能采访我一下，我要把吴天祥的事好好地跟大家说说。

　　我抱着侄儿哭成了一团

　　真是托好人的福，我无意中在中央电视台露面，没想到却因此引出了我失散多年的亲人。原来是我的侄子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他就带着他的媳妇从北京来到了武汉，找我认亲。他到了武汉之后，先找到了区政府，区政府又找吴天祥负责帮他们找我。当吴天祥说我的侄儿找我来了，我压根儿也不信，后来侄儿侄媳站在我跟前了，我仍然不认识。当侄儿喊我叔叔时，我才将信将疑地问：“你是乖子？”他说：“不，我是屁子。”听到侄儿报出乳名，我一把紧紧将他搂住，我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太久太久了，好多次好多次，我看到人家亲人团聚，我就一个人躲着哭，然后又一个人自己把自己的老泪擦干，那样孤零零地坐在大树下，或是走在月光底下，我想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亲人了，没想到……我多么渴望亲人哪，我和侄儿哭成了一团，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时亲人相见的场面， 我的心就酸就痛，同时还有一种死也眠目的幸福。要不是吴主任，到死也见不到我的亲人！

　　现在武汉有好多的“吴天祥小组”，他们对好多有困难的人说：“有困难的时候不用非找吴天祥不可，找吴天祥小组是一样的。”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打心里头感谢政府感谢党，培养出这么好的干部 ，这么好的好人！(王启禄讲述 翁德林 周剑：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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