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警察面对面-“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

　　11月15日，“11·7”诈骗案告破，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到了江西。这个假冒国家部委和各省主要领导同志名义，向全国众多企事业单位招摇撞骗、索要钱财的团伙，终于在江西栽了。

　　据江西省公安厅彭焕恭回忆，11月7日下午5点半，省公安厅领导接到报告：今天有几名操江浙口音的男子，冒充省委主要领导，给省内几个单位和企业负责人打电话，索要钱财，影响极坏。

　　专案组当即成立了。当晚7时，专案组判定了作案者所在方位，设计了诱捕方案，落实抓捕措施。

　　11月9日上午10时许，成都某银行。犯罪嫌疑人正在得意地取钱，突然，公安干警从天而降，一举抓获了涉嫌人。2小时内，该诈骗团伙的11名嫌疑人全部落网。公安机关缴获了大量赃款、赃物及作案工具。此时，距报案时间只有39个小时。

　　“骗子冒充的是高明人，遭遇到的是智勇双全的公安，所以必然栽了。”江西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叶为宝说。

　　经初步审查，11名犯罪嫌疑人均为江苏南通农民，其文化程度：7人为小学，2名初中，2名为高中。今年以来，他们分成3组，分工配合，以成都为基地，通过电话，面向全国实施诈骗，已连续作案百余起。其中一个小组成功诈骗10起，获赃款60余万元；另一个小组成功诈骗4起，获赃款40余万元；对江西实施诈骗的这个小组，只成功了一起，获赃款7.2万元，随即被抓获。

　　“说起来，骗子们的手段并不高明。”

　　江西省治安总队的姜辉大队长介绍，他们作案的具体手法主要是：先以一人假冒省、部委办公厅或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分别给选中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打电话，声称某领导有要事找该单位负责人，让其给该“领导”回电话，并留下“领导”的电话号码。当受骗单位负责人回电话时，由另一同伙假冒领导同志接听电话，假称有一亲戚在四川成都遇到困难，并提出经济要求，或要求资助，或要求帮助推销物品。当对方答应后，接着要求对方直接给其“亲戚”打电话，并留下电话号码。当受骗单位负责人给“领导亲戚”打电话时，由同伙中的第三个人接听，提出具体的金钱数额，并提供假名开设的账户。受骗单位如约将钱汇至指定账户后，他们立即将钱全部取走。

　　一帮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却让一批职务较高的领导和企业家受骗上当，这不能不说是一段黑色幽默。

　　关于这一案件本身，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相信事实与法律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判。让记者好奇的是，这些人，怎么会想到假冒省部委领导的名义来行骗？而众多的受骗人，怎么就会轻易地相信打电话者就是所说的“领导”或“领导亲戚”？而且愿意以骗子提出的条件，给其汇款？

　　与骗子面对面———

　　“我只想把推销做得好一点”

　　11月16日，诈骗嫌疑人被押解到江西的第二天，记者来到看守所，以“心理学者”的身份，与诈骗嫌疑人面对面谈心，试图寻找这一诈骗行为后面所隐藏的东西。

　　首先谈话的是诈骗嫌疑人杜裕荣。公安干警介绍，在对江西实施诈骗过程中，他是这一小组的主要召集人。他化名张建华、施建明，冒充江西省委领导身边工作人员，要求被行骗企业给书记打电话。然后，让人冒充省委主要领导以及“他”的亲戚，推销产品，索要钱物。下面，是记者与他的对话：

　　记者：你怎么会想到冒充江西省委主要领导，而不是省政府的领导或是其它地方的领导？

　　杜裕荣：我只知道省委领导的名字，其他人的名字我不知道。

　　记者：你对所冒充的人了解多少？从哪儿知道的？

　　杜裕荣：他的名字是从电视上知道的，其他都不知道。

　　记者：为什么要冒充这么高级别的领导，而不冒充地市级的领导。

　　杜裕荣：地市领导接触的人多，容易被认出来。高级领导接触人少，不容易被核实、发现。

　　记者：在这之前，你都做些什么，以什么为生？

　　杜裕荣：南通生产的床上用品比较多，推销过一阵床上用品。后来不好做了，又改为推销领带，但有时跑一个多月也推销不出去。

　　记者：只是你推销不出去，还是大家都推销不出去？

　　杜裕荣：有不少人做得很好，他们能说会道。我不行，文化水平低(小学文化)，也不会说话。后来，我慢慢知道，他们做得好，除了口才好，更重要的是有“关系”。原来推销床上用品时，上门到单位，如果有“关系”总是好销，如果没有“关系”，说得再好也比较难。我口才不好，又没“关系”，往往几个月都挣不到钱。有一个月好不容易推销了3笔，也只赚了300多元钱。现在想想，我的书读得太少了……(哭起来)。

　　记者：所以，你想到冒领导的名义，来推销你的产品？

　　杜裕荣：我老实说吧，我们那里有不少人是这么做成大生意的，我也想尝试一下。可是，才开始一个月，就被公安抓了(又哭)。

　　记者：你给江西许多单位打过电话，当赣州市某局给你们汇来第一笔钱时，你高兴吗？推销了领带200根，每根300多元，一次领到7.2万元，你怎么想的？

　　杜裕荣：我很害怕。钱虽然不是我去取的，但是，自从钱拿到之后，我就天天不安，晚上睡不着，睡着了也是一个小时醒一次。实际上，从造假身份证开始，我就害怕了。

　　记者：你有没有想到过，赚几笔就洗手不干了？

　　杜裕荣：我开始做的时候就不想干了。说好提前走，可是他们一劝，我又忍不住留下来。我现在很后悔，以后，我再穷再累，也决不干这样的事了。

　　从谈话中可看出，这些人对被冒充的领导，仅仅是知道一个名字而已。而假借一个名字竟然也能使诈骗得逞！

　　当记者要结束访问时，杜裕荣叫住记者，一脸无知地问：我犯的事严重吗？省委领导能原谅我吗？

　　与被骗人“面对面”———

　　“领导的事，就是我的事！”

　　杜裕荣的无知，让人啼笑皆非。可是，杜裕荣的同伙们向许多单位打行骗电话时，却有那么多人信了，并为之慷慨解囊。这些被骗人是什么样的心情？记者试着与骗子联络过的单位联系，可是，接电话的人，都有如惊弓之鸟，谈骗子色变，纷纷拒访。记者只能从犯罪嫌疑人方面寻找突破。

　　依照犯罪嫌疑人的逻辑，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寻找领导机构名录和领导名字，一是寻找相关企业。据犯罪嫌疑人交待，这些信息，有的是在书里找到的，有的是从报纸广播上得到的。在公安机关搜捕到的赃物中，就有一堆这方面的书籍，包括《最新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大全》、《中国政府机构名录》、《2001年上市公司速查手册》等。据诈骗嫌疑人交待，这些书都是从书店买来的。

　　记者仔细翻看这些书，发现书里有许多标记，诈骗人对感兴趣的领导打上了钩，多是省、部委的主要领导，或是部委的司长。而他们找的行骗对象，一般是被钩的领导所管理的行业，其中有建筑工程公司、税务局、石化企业，还有上市公司等。

　　与此同时，为了不使“业务”搞混，诈骗嫌疑人还有另一套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打算行骗的单位和负责人的名字。一页写着两三个单位，空白处记录着与对方通话的记录。因行骗过程涉及3个人，这种记录，可以保证“业务”不致于出错。骗成了，在上面标一个星号；没有骗成，打一个叉。

　　这些“通话记录”，详尽地刻划了被骗人的种种心态。

　　态度热情，这是绝大多数人接到“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电话的第一表现。诈骗人冒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北京朝阳区一局长打电话，这位局长不假思索地便说：“哦，总局领导有事办啊？放心，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于是，诈骗人在一旁注明：态度不错！

　　深圳一公司负责人，接到上级“领导秘书”电话，立即神秘地说：“晚上，我请你吃饭？”结果“领导秘书”却说：“我没时间，免了吧。”

　　而江西赣州受骗的一位局长，按骗子提供的电话号码，给冒充的“领导”打电话，第一句话便是：“书记，您好！”

　　石家庄某局一领导，与“领导”通电话说：“请你外甥过来谈嘛！”“领导”说：“他没时间。你把货款打到成都去吧。”他马上说：“行。你还有别的事吗？”

　　深圳一家工程公司的负责人与“领导”通话说：“(买领带)没问题，(领带)作礼品发吧。我与你外甥联系。”顺便还对“领导”说了声：“你真好！”于是，“领导”在笔记边上注明：“人很热情，嘿嘿！”

　　对于这些人来说，“领导”能想到我们，就是看得起我们了，帮着推销点产品算什么？

　　当然，也有警惕性高的。

　　南昌市某局领导，在给“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打电话时问：“你的声音不对啊！”“总局领导”说：“这两天我感冒了。”南昌某局的领导说：“你的感冒很重啊，要注意休息。”

　　有的单位，接到“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会很坚决地说：“他外甥的事，让他外甥来谈吧。”

　　更多的单位接到电话半信半疑，诈骗人也就不再联络。但至案发时，这个团伙已经有10余次诈骗得手，已知案值突破百余万元，涉及全国10多个城市。用诈骗嫌疑人的话说：“正正当当卖掉这么多领带，那得花多少年啊？得跑多少地方啊？”

　　11名诈骗嫌疑人被公安干警押到南昌。(记者谢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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