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会必然有纷争，有纷争必然有案件，有案件也就有了聚焦案件的人。自从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案件在法的聚光灯下，变得更加直观，也使普法与法制的传播变得形象、生动起来。

　　于是，7年前上海电视台开了一个叫《案件聚焦》的栏目，一批年轻人扛起了十几公斤重的摄像机，满城市地捕捉案件的信息，将一期期鲜活的节目在黄金时段送到观众的眼前，将法送进观众的心里。

　　今天，当年的年轻人步入了中年，新的青年人又扛起了摄像机，冲进了案发现场，采访当事人。

　　不久前，当栏目捧回全国“三五”普法先进集体的奖牌时，他们坐在了一起，想起了800多期的风风雨雨，说着那辛酸苦辣的故事……

　　有时采访就像打仗

　　“有时采访就像打仗，速战速决。人就像个陀螺，满地转，直到任务完成，人也累趴下了……”记者谷宾说起了今年8月间的一场“速决战”———

　　今年8月的一个星期三，我们得到一个信息———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下周一将对一起因全家感染艾滋病病毒诉有关部门侵权的案件作出判决。我们在与当事人申某取得联系后，申某告诉我们，妻子在孕期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腹中的女儿同时感染，后来又传染给了他，现在妻子已经死亡。因此，他将曾经给他妻子输过血的苏州、靖江、湖北等几家医院告上了法庭。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在他家附近碰头，因为他不想引起邻居注意。

　　我们盘算了一下，离下周一还有两个工作日，我们必须在采访对象中打一次“速决战”：次日清晨7时从上海出发到苏州采访申某，下午去武汉，再从武汉乘傍晚的火车，深夜可达湖北襄樊，采访第一家涉案医院。

　　第二天，我们早早赶到苏州，在约定地点等了申某半个多小时，他才出现，我们费尽口舌说服申某，去他家里采访拍摄。申某犹豫再三，总算答应了，他已经多次更换地址，好不容易租到了现在的房子，暂且安身。我们把车停在几公里以外的公路上，悄悄走进申某的房子。房子实际上是空空的毛坯房，只有几块铺板，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尽管我们都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当走进这个悲惨的家庭时，心中仍然感到莫名的恐慌。

　　采访完毕，赶回上海已经是2时45分。我们一行人再赶往机场，却遇上了堵车，3时29分终于赶到机场，一路狂奔至2号窗口，用最快的速度领好了登机牌，总算赶上了3时45分的飞机，到了武汉又上了火车，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赶到襄樊。上午在磨破嘴皮，费劲周折的采访中结束，我们又赶到申某老家湖北省南漳县，最后回到上海已是星期六半夜。从星期三下午起，我们躺在床上的时间总共只有十个多小时，其余时间都在飞机、火车、汽车和采访中度过。

　　记者张兴德说起他遇险的一幕，还是有点后怕———

　　今年初，我随上海铁路警方拍摄一起凶杀案的侦查过程，跟着侦查员在苏、皖、鲁等地一路紧张拍摄。第六天，我们从安徽回南京的途中，当警车行驶在马鞍山路段时，车子前胎发生爆裂，顷刻间，我只感到“嘭”的一声，车子撞在什么上面了，耳边是稀里哗啦的碎玻璃声。当我睁开眼睛，眼前是河流、田野、树木，原来我是从车前窗飞出去，摔倒在高速公路旁。不久，当地交警将我送到马鞍山医院。在不上麻药的情况下，我左手背上缝了20多针，嘴唇上缝了16针，疼得豆大的汗珠往下流。

　　看看打官司有多难

　　记者詹建中拍了一则《上海秋菊打官司》，说的是南汇周浦镇妇女赵丽娟为家门口的道路通行打起了民事和行政官司。片子披露了依法办案，依法行政所面对的困难，让各方为之一震———

　　6年前，赵丽娟家门口的通行道路，被邻居违章搭建的院子阻塞。这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从1995年起就与当地政府及法院打起了民事和行政官司，直至2000年3月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裁定，判令当地政府应当依法拆除两家邻居非法搭建的院子。但是判决作出4个月后，法院终审判决还是一纸空文。

　　我们对该案进行了外围调查。首先来到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庭，证实了赵丽娟的左右邻居在公共通道上搭建围墙属于违章搭建。并从法院了解到当地政府应当在接到终审判决后的3个月内，对以前的错误行政裁定予以纠正，否则政府有关领导应当受到政纪和罚款的处罚。就在我们电话采访当地政府部门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嘲讽地说“既然一中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那么就让他们去拆吧。”

　　虽然赵丽娟经过6年多的努力，在法律和舆论的支持下她的合法权益终于如愿以偿。但我看着赵丽娟一审至终审的8份判决、裁定书，深深感觉到了这位农村妇女6年来的艰辛，同时也感到依法办案、依法行政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

　　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孩子自暴自弃，他的心灵世界似乎已经对所有人封闭了，虽然连他自己都放弃了自己，但是我们仍然不肯放弃，帮助他走出阴影。”记者聂哲接受拍摄任务后，总想着这事———

　　《走出阴影》的“主角”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自幼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又杀人潜逃，他因此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独自一人来到上海的亲戚家中。他一直深感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之大，曾经苦苦挣扎，也曾经绝望自杀，后来又因为一念之差，走上了盗窃摩托车的犯罪道路。这位少年更是对自己的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消极态度，小小年纪的他甚至流露出对将来的绝望。

　　于是，我们试着和孩子沟通。用镜头语言讲述孩子并不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他们的犯罪行为背后存在着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客观原因。如果让孩子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单纯地去谴责世界观和辨别能力都没有成熟的少年，是很不公平的。就在拍摄几乎陷入困境的时候，孩子的一个远方亲戚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承担起孩子的抚养责任。这对于一个陷入了绝望的孩子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

　　金颖滢是在“老虎伤人”案走出她记者生涯“独立行走”的第一步的。“那天，制片人就像赶鸭子上架一样，把我赶往‘老虎伤人’案当事人的家。”———

　　那天的采访是我第一次独立采访。我踏进当事人家的时候，我发现用理性的态度去采访那种痛苦而无助的悲伤几乎是一种残忍：老人几乎在一夜间白了头发；遇害司机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而他们的孩子，瞪着一双大眼睛，似乎一时还不太清楚他的生活因为这件事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我跟着律师走访了事件的目击者，去野生动物园事发现场，拍摄了将近15盘素材。遇害司机一家悲惨的境遇使我对他们充满了同情。

　　然而整个案件的解决并没有加快步伐。由于家属和动物园在责任认定上各执一词，重要的目击证人三缄其口，动物园方面又明确表示一定要等分清是非之后才会考虑给予补偿。在漫长的调查取证过程中，遇害司机家属的生活陷入了窘境：老人仍不管刮风下雨，去高架桥下等儿子的归来；而妻子600元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当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我一有空会去当事人的家中，记录着这起案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一年半后，这起案件终于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野生动物园30万的补偿也许并不足以弥合家属心中的创伤，但或许可以帮助无助的母子俩走出阴影，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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