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情、手兄亲。而当这种亲情面对的是法律的钢性,当老实本分的父母面对的是一个命案在身的儿子,当与弟弟情同手足的哥哥面对的是杀人后在逃的弟弟,什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本文中王教生、王怀良父子的做法,给了我们答案。我们追访王教生、王怀良父子举债走遍半个中国,劝命案在身的王振辉自首的故事,是我们深为这对农民父子的正直和明智所打动。
12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1月29日上午,江西省丰城市水滩村王教生、林茂兰夫妇将杀人后畏罪潜逃1年8个月的儿子王振辉交到了丰城市河西分局。这时离司法部、公安部开展“全国追逃”专项斗争,规定在逃案犯11月30日之前投案自首将从宽处理的最后期限还有一天。
12月13日,本报记者打电话找到了江西省丰城市河西分局的徐局长,联系进一步采访此事。徐局长给了记者一个手机号码,说这个电话可以找到案犯王振辉的哥哥王怀良。王怀良不但陪着父亲5次举债离家去寻找在逃的弟弟,足迹踏遍了福建、广东、海南等半个中国,还在送弟弟自首时给弟弟改了现在的名字——王振辉。
记者拔通电话后,听筒那端传来一个说话不紧不慢、口气非常平和的男士声音。
-跑到后山看热闹时我成了凶犯的哥哥
弟弟出事那天,是1999年的3月18日晚上。我是第二天才知道。早晨从邻居嘴里听说后山出事了,打死了一个人。村里的人都跑去看热闹,我也跟了去。后来死者的家属赶过来找人,刑警队也开始调查是谁干的。再后来一些村里人把警察领到我这里,说我是谁谁的哥哥。作案的有3个人,其中有我的小弟王正飞。3个人拿枪打了人后就跑了,可能还不知道人已经死了。
开始他们这样说我还不相信,弟弟那年才21岁,虽然有点淘气,可总不该杀人吧。后来公安局的人到家里来调查,我和父母才相信这是真的。我父亲虽然就是个普通农民,可在村里也很受人尊敬,我们一家人本分老实从没做过让街坊邻居嚼舌头的事,这下突然家里出了个杀人犯,简直天都要塌了。
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连着十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个人坐着发呆。父亲气得一棵接一棵地抽烟,本来就话少,这下更是一天一天的只抽烟不说话。
我当时的心情是又着急又难过。恨弟弟做出这样的事,让父母着急,给受害人家属带来巨大的伤害,同时内心深处又为出逃在外的弟弟担心。弟弟会不会被公安局抓着?打死了人要偿命,弟弟才21岁……弟弟躲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冻着、饿着、被人欺负……越想越不敢想。
我们亲姐弟5个。最上面是两个姐姐,三兄弟中我是兄长,出事的弟弟最小。我大小弟5岁,从小弟会走路起,他就像是我的小尾巴,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小时候逢年过节父亲总要给我们一块、八毛的零花钱,我带弟弟去买一种叫“稻角丝”的甜食吃。分吃的时候我总要多分给弟弟一些,但是以小撒娇的弟弟却要到父亲面前告状,说我多吃了。这些当时让我很生气的事,现在都变成了弟弟在我心里的影子,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公安局长说:唯一能救弟弟的办法是让他自首
弟弟从1999年3月18日逃走后一直音讯全无。这期间河西分局的徐局长几次到家里来对父亲说:初步查明3个逃犯中弟弟是开枪打伤人的首犯,伤者后因失血过多而死。按法律规定弟弟的罪行有可能被判死刑,现在唯一能帮他减轻罪责的办法就是让他回来自首。我和父亲商量,逃终究不是个办法,弟弟还小,不懂得他犯的罪有多重,我们不能眼看着他还往绝路上走,得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于是从去年5月,我和父亲就踏上了漫漫寻人路。
第一站去的是广东,我们村里的人不少在那边打工,我想弟弟也许会在那里。坐火车去的,下了火车刚早晨5点。家里经济不富裕,不敢住旅馆,就在火车站坐到了天亮。在广东20多天,我们去了东莞等不少打工仔集中的地方,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找。饿了买个盒饭吃,晚上就借住在老乡打工的工棚里。父亲年岁大了,又有肺结核的病根,到广东没几天就病倒了,呕吐、发高烧,被送到一个私人诊所打点滴。既心疼钱又找人心切,父亲只在诊所里住了一天就出来继续找。走到一个工棚、一处工地,我们问老乡、工友见到弟弟没有。人家说没有,我们就留下电话嘱咐道:要是见到了弟弟一定告诉他早点回来自首,说父母已经快为他急疯了。
在广东一无所获,第二站我们又去了福建。那是去年的10月。我们去了厦门、漳州。开始我说不让父亲去了,一是他身体不好,二是两个人去开销也大。但父亲说他找不到儿子呆也呆不住,出去找心里还踏实些。在福建又是20多天,连路费带吃饭花了3000多元。这点钱有的是父亲和我挑沙挣的,有的是借的。在福建我们也没有打听到弟弟的一点信息。
今年1月份,我和父亲又去了云南。我们有一个老乡在那里开出租,老乡带着我们找了西双版纳等几个地方。十多天熟人托熟人的打听还是没有结果。没办法我和父亲只得留下了电话和转告弟弟快回来自首的嘱咐返回了老家。
今年4月,还不死心的我和父亲又坐火车、坐船到了海南去找弟弟。开始两趟出去找人用的还是家里的一点积蓄,到后来就全靠借钱了。但是一次次寻找只反馈回来几条没有什么价值的信息,弟弟依旧杳无音信。
四次外出寻人没有结果,父亲又急又气的,肺结核又加重了。
7月份第5次出去找弟弟,只能是我自己独行。这次去的是上海。但还是没有结果。这次回来不久,国家司法部、公安部联合开展的“追逃”专项斗争开始,“追逃”的一项政策就是在逃犯如果能在今年11月30日之前自首便可从宽处理,河西公安局的徐局长又几次到家里做工作,告诉我们这是弟弟争取宽大处理的最好一次机会。而我们却没有弟弟的一点消息。我和父母心急如火,多少个夜晚我站在自家门外,冲着四周的大山默问:弟弟啊,你在哪里?
-11月25日弟弟来电话了!
可能是一家人的苦心感动了老天。11月25日,我终于接到了弟弟从外地打回的电话。那天电话铃响后我拿起听筒,电话那边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怀良……”我们兄弟之间一直以名字相称。我马上叫道:“你是正飞吗?你在哪里,赶快回来投案自首!”正飞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声音颤抖地问:“我回去后你知道会怎么处理我吗?”弟弟的话当时把我问住了。我知道弟弟回来自首会从宽处理,但是怎么从宽处理我也不知道。我也有些激动地说:“爸妈为了你的事都快急死了,爸到外省找了你四趟,人都累病了……”话筒那边已经传出了弟弟的哭声。我又说:“我告诉你表哥的电话,你犯的事有多严重让他对你说。”
表哥上过大学,法律知识比我们多。弟弟马上又给表哥打了电话,表哥给他讲了问题的严重,劝他赶快回来自首,别放过这次从宽处理的机会。
-弟弟回家时穿的还是逃走时的那件黑棉袄
11月28日晚上十点多,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们住的院子找我,说弟弟回家了。我急忙跟着母亲跑过去。
刚进家门的弟弟头发凌乱,穿的还是一年多前逃走时穿的那件黑色小棉袄。他叫了我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父亲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抽烟,母亲不住地擦眼泪。我问弟弟:“这一年多你都去哪儿了?我们四处寻找都没有你的音信。”弟弟说他去过广东、海南,四处打工。因怕碰上熟人、同乡被告发,去哪儿都是躲着熟人、同乡,一个人流浪。所以我和父亲走了半个中国去找他的事情,他一点也不知道,弟弟说他不管走到哪儿,一听到警车叫就吓出一身汗。
当晚我们全家商定,让弟弟在家里休息一宿,第二天送他去公安局自首。那一夜我几乎没睡着觉,弟弟终于赶到最后期限前回来了,我为他高兴,但是明天弟弟就要被送到公安局去,我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会是个什么结果,弟弟犯的毕竟是个人命案。
早晨6点,弟弟起来了。母亲帮弟弟洗了头,换了新衣服、新鞋。
上午10点多,别人帮助找的一辆旧吉普车来接我们了。父亲拉开车门坐到了驾驶员旁边。母亲、我、表哥陪着弟弟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临行前我给公安局的徐局长打了电话说:“徐局长,我把弟弟就交给你了……”当时心里真是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一上车,母亲就把弟弟抱到了怀里,好像是怕别人把儿子抢了去。因为孩子多,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也顾不上好好的抱抱我们,总是让大孩子看着小孩子,但是这一路母亲却把弟弟抱得紧紧的。断断续续的眼泪,顺着母亲的脸颊流到弟弟的手上、身上。
到了公安局,徐局长在等我们。一进门,他欣慰地对弟弟说:“欢迎你投案自首。”公安人员立刻给弟弟戴上了手铐。
下午3点多,经过初审的弟弟被押上了警车,看着弟弟的背影随警车远去,我心里一片凄凉……
-送弟弟去公安局自首时我给他改名振辉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弟弟的案情很简单。1999年3月18日晚,弟弟和几个小哥们儿在一家餐馆喝酒时,与外村的一个人发生矛盾。弟弟和另外两个人准备教训那人一下。在村后的山上用枪打中了那人的腿后就跑掉了。受伤的人后来因失血过多而死。枪是弟弟打的,但主意不是他出的。我觉得司法机关会把案情都搞清楚,考虑到弟弟自首的情况,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在送弟弟到公安局自首时,我给弟弟改了一个新的名字——王振辉,希望弟弟重新振作,改过自新。
我想我们一家人都会等着改造好了的弟弟回来……
-公安局长十几次登门劝逃犯自首
据王振辉的哥哥介绍:自从他弟弟犯下人命案逃走后,丰城市河西区公安局的徐局长曾十几次登门给他家里人讲政策,让家人有机会劝王振辉自首。作为一个公安局长,手里的案子可能不知有多少,那么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在逃犯下这么大功夫呢?
徐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什么要对王家做这么多工作呢?首先王振辉是偶犯,不是惯犯,刚刚20多岁,如果在不了解政策的情况下失去了可以被宽大处理的机会非常可惜。他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我们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抢救他,今后改造好了还可以为社会服务,至少还可以孝敬他的父母。全国“追逃”专项斗争开始后,“两院两部”专门有政策对11月30日之前自首的在逃犯可以从宽处理。我们当时认为这对于王振辉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王振辉作案逃跑后,公安机关一直在追捕他。我认为打击犯罪既要靠我们的努力,又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既要依法办案,又不能忽视办案细节上的人情味。(记者李罡)
   新浪闪烁短信,闪亮登场,传情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