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到中国

　　44岁的比利时作家让－菲利普·图森热爱旅行，他到过很多国家，并且在柏林、马德里住过很长时间。在日本，他间接地了解到中国文化（例如通过书法），于是他也渴望到中国。从今年11月2日至12月26日，他在中国旅行两个月，先是在北京、上海和浙江，最后来到广东。在广州、阳江和深圳，图森有5次与读者的公开见面活动，他的小说《浴室》、《先生》和《照相机》在一群年轻的读者中已经流传了很久，因此他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人们看他的电影，向他提问，请他签名，他那习惯已久的宁静生活被人们的热情和南方城市的喧闹打破……

　　总是晃动的大高个

　　图森个头很高，高得连他自己都不太适应。当他站着讲话时，几乎没有一秒钟是静止不动的，他总是晃动着双腿，有时前后摆动，有时两腿交叉。不过，他坐下时又静得出奇，可以长时间地不说话，如果不是有人打破沉默的话。人们看到他这样，觉得他非常像他塑造的那些小说人物，既有不安分的走动（毫无目的的旅行），也有超常的宁静（例如一个人和衣躺在浴缸里或呆坐在电话亭子里）。图森承认，在他早期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确有他本人当年的影子，但小说并非自传体的。当人们表示不能忍受小说人物那过分的孤癖和冷漠时，图森也及时地指出，在他最近的小说《电视》中，人物性格显然已朝开朗的方向发展。

　　随遇而安的“老外”

　　生活中的图森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作家的架子（虽然他在一次酒后将自己摆在杜拉斯、罗伯格里耶和西蒙之后，且只有艾什诺兹与他并齐）。他随遇而安，有节制，接受礼遇但从不给人制造麻烦。他刚到广州那阵子，我为了让他能够写作和收发电子邮件，从别人那里借了一台电脑给他。几天后，当我问他电脑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时，他才告诉我没有鼠标。

　　还有一次，他在约定见面的中午时分来到我的办公室，赶上我正在吃每天的“工作大餐”，桌上的菜已经消灭得七七八八。我问他吃了没有，他说没有。那么就在这吃点如何？他说可以。我们给他拿来一双筷子和一只碗，他就在垫着报纸而不是台布的桌子边坐了下来。

　　生活在“这儿”

　　在布鲁塞尔郊外塞内夫城堡，我曾与图森在一起生活了15天，那时因为有翻译在场，我从不说法语。在北京，从见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从记忆中拉出那些少得可怜的单词。图森接受了我对法语无意的亵渎，他也尽量和我说简单的句子，这使我的听力大大增强。为了告诉他一次讲座程序的改变，我事先拟好句子，在电话中读给他听，他完全听懂了，并且重复了一次，顺便纠正了我的语法，于是我想，大概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就是这样提高的。

　　在中国，图森真正想做的一件事可能是说汉语。他随时随地都学，在小本子上用拼音注音。有一次，他刚向一位朋友学了两小时汉语，我们就搭公共汽车去中山大学出席他的讲座。在车上，他说了好几句“zher”，我横竖听不懂，他不得不改说“这里”，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是“这儿”，因为教他汉语的朋友是北京人！我说，这儿不是北京，不说“这儿”，只说“这里”。他看着我傻笑，继续说着一连串的“这儿这儿”，一直到我也学着他说“在这儿下车”。

　　也许只有一件事让图森有些不快：他抱怨我给他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好的，我说，后面的这些日子你都是自由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打电话给他，没人接。又打，又没人接。到了晚上，我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说今天下雨。是啊，下雨。可是下雨他又去了哪里呢？图森没说。他走出了房间，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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