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提示

　　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回到社会后，能够痛改前非，自谋出路，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薛方洪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抵御了社会上许多不法分子的诱惑，基本没有再犯什么错。然而，由于家庭的矛盾再次导致薛方洪走上犯罪之路，值得我们深思。法律是无情的，薛方洪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社会和家庭对薛方洪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给予多一点关爱，这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父亲遗言儿子悔过

　　他矮矮的个子，黑瘦的脸庞，坐在审讯室内的薛方洪似乎并没有为自己冲动的举止而懊悔。“在我举起铁榔头的一刹那，我想到的只有死，让弟媳，让小侄女死，让自己死。她们逼得我无路可走，那还不如都死了算了。”薛方洪，今年42岁，出生在闸北区一个老实本分的工人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但由于种种原因，刚出生没多久的他就被送到宁波乡下和外婆共同生活。这一待就待了近八年，直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才把他接回了上海。然而，回到上海的薛方洪，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父母加倍的爱护，反而成为了家中一个不和谐的人物。身材的矮小，浓重的乡音，同学的嘲讽，父亲的严厉，这一切都给薛方洪幼小的心灵笼罩上了一层烟雾，使得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沉默，最终“轧”上了坏道，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1978年，薛方洪因扒窃被劳教三年；1983年，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劳教二年；1988年，因盗窃罪，薛方洪再次被判刑，这也使得一生都本分老实的父亲觉得蒙受了莫大的耻辱，父子关系恶化，形同陌路。1994年年初，就在薛方洪即将刑满释放的前一个月，父亲突然脑血管破裂，与世长辞。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母亲从枕头底下拿出了1000多元钱，含泪告诉子女们，其实，父亲最不放心的是还在狱中的儿子，这笔钱是老人省吃俭用存下来留给他的，要他出来后好好做人。在狱中的薛方洪听说了这一切，痛哭流涕，几次欲割腕自杀，都被看守制住了。经过劝导，他终于大彻大悟，决定痛改前非，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重新做人步履艰难

　　刚出狱的薛方洪和母亲、弟弟夫妇一起居住在中华新路的老房子里。力争改头换面的他，在家里待了没几天，就开始寻找工作。但面对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个没有文凭，又屡次劳改过的薛方洪无法找到自己的位子，一时无所适从。没多久，薛方洪就做起了流动摊贩的生意，在大桥下卖起了盒饭。起早摸黑，整天忙得疲惫不堪。但不久，无证摊点被取缔了。“姐，我听说东方书报亭不错，我想试试。”看到薛方洪脸上的诚恳和焦虑，家境也不富裕的大姐还是凑钱帮他申办到了东方书报亭的经营资格。书报亭开张了，薛方洪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那小小的售报亭里。每天天蒙蒙亮，就来到报亭上班，而总是在漆黑一片中回家。“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书报亭里闷热不堪，他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得我真心疼啊。”说起弟弟这段艰辛的打工经历，姐姐的眼里噙满了泪水。疲惫、艰辛、困苦，薛方洪都不怕，只要付出的这些能换来好的回报。然而年底结帐的时候，薛方洪经营不善的书报亭亏损了1万多元。望着洒满自己汗水的书报亭，薛方洪哭了，再次的失败让他失望到了极点。

　　家庭矛盾郁结心事

　　正当薛方洪闲置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弟弟夫妇开起了一家馄饨店，他和母亲也自然做起了帮工。味道鲜美，价格便宜，服务优良，馄饨店生意日渐红火。虽然利润微薄，但薛家上下都干得欢快。繁忙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流逝。渐渐地，母亲与弟媳之间因为琐事产生了摩擦，并愈演愈烈，最后母亲搬到了场中路的大儿子家居住，就剩下薛方洪和弟弟夫妇共同支撑着小小的馄饨店。“有一次弟媳打电话叫我回去，说两兄弟打起来了。我赶到时就看到二弟(薛方洪)的房间里一地碎片，他正坐在自己的床边，默默地流泪。”事情虽然在姐姐的调和下解决了，但薛方洪和弟弟夫妇之间似乎产生了隔膜，从此便与他们分开吃饭。不久，馄饨店因为拆迁而停止营业，薛方洪又一次失去了工作。“姐姐，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我没有办法。什么地方都不要我，家里人也嫌弃我，我应该怎么办啊！”每当薛方洪面对唯一爱护他，疼爱他的大姐，心里涌上的尽是委屈和泪水。不知不觉中到了今年8月中旬，一天，弟媳兴奋地带回家一个消息：想要把中华新路的两间住房以每月900元的价格租借给别人，然后搬到场中路与母亲同住。这样除了支付给大哥500元房租外，每月还可以赚取400元差价补贴家用。当弟弟把这个想法告诉薛方洪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说道：“真是个好主意。但肯定不是我们家的人想出来的，我们家的人没有那么聪明。”几天后，他们就搬出了中华新路。

　　朋友来访萌生事端

　　场中路二室一厅的新居，大间留给了弟弟夫妇和两个侄女居住，小间属于薛方洪，而母亲就住在庭院里搭建的小屋内。薛家的生活似乎重新开始了，但在这平静下却隐藏着一种不安。9月1日凌晨，薛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原来是薛方洪的一个朋友带着女友来了。“你白天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你一起吃饭，打了两次电话来都说你不在。”面对朋友的责问，薛方洪顿感疑惑：“不可能。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没迈出过家门一步，谁说我不在家？”“一个年纪较轻的女的，好象是你弟媳。”此时，一股怒气涌上了薛方洪的心头，但碍于朋友在场他就笑脸道歉，扯开了话题。正当薛方洪三人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弟媳突然推门进来，大声地说道：“你们不知道我正在生病吗？你们不要睡觉，我还要睡呢。”薛方洪尴尬地上前，把弟媳推了出去，关上了门。刚转身，弟媳又冲了进来，手上还高高地扬起了一把菜刀，“你吃老娘的，住老娘的，用老娘的，你狠什么狠！”闻声起床的母亲见状，马上夺下了菜刀，把儿媳推回了房里。朋友见状也知趣地起身告辞了。此时，房间里只剩下了薛方洪一个人。他没有吵，也没有闹，静静地躺在床上，但思绪已经在一片混乱中开始挣扎。“这个女人太坏了！这种日子怎么过啊！来电话说我不在家，朋友上门来看我也被她骂走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出去见人啊？”此时，一个念头突然在薛方洪的脑中闪现：“弄死她！杀了她！”当面对这个可怕的念头时，薛方洪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一下。片刻，他迅速起身，离开了家，离开这个压抑的地方。凌晨的街道，空无行人，偶然掠过的车灯让他感到刺眼，又感到孤单。急于想寻找宣泄地带的薛方洪在路上茫然地寻找着。路旁的公用电话亭还亮着灯光，他拿起了听筒，拨通了朋友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朋友没有责怪他，朋友的谅解并没有消除薛方洪心中对弟媳的怨恨。说完“对不起”后，他挂上了电话，凌晨三点回到了家中。

　　举起榔头了结积怨

　　9月1日中午，薛方洪醒了。原以为一觉醒来，许多不愉快都会遗留在梦里，但实际上并没有。薛方洪睁开眼的第一个念头，依然是“杀了她！”伴随着这个念头，他开始起床刷牙、洗脸。“杀了她，用菜刀，还是用榔头？用榔头吧，菜刀太薄，万一不死，家里没钱给她看病。”随后，他从厨房里找出了一把铁榔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要是死了，两个小孩弟弟肯定养不活的。不如杀掉一个，那样就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了。杀哪个呢？大侄女活泼可爱，大家都很喜欢，那就杀掉小的吧。”决定完这一切，薛方洪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打了大姐家的电话，但竟然是忙音(姐姐家的电话在前一天刚改号了)。算了，这是天数！薛方洪挂上了电话，决心实施自己的计划。弟媳母女正在睡午觉，母亲在客厅忙活。薛方洪掏出了十元钱，让母亲出去买些花生排骨回来。母亲走了，薛方洪拿起了铁榔头，慢慢走向弟媳的房间。弟媳和两个侄女睡得正香，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死亡的来临。薛方洪拿榔头的手在微微颤抖。“嗯”弟媳发出了一声轻微的低吟，薛方洪马上举起榔头，朝着弟媳的头部狠命砸去，随后是旁边的小侄女。鲜血顿时溅了出来，染红了墙壁，染红了凉席。看到弟媳和侄女不再动弹，薛方洪最后望了一眼被惊醒的大侄女，走出了房间。正在开门时，遇到了回家的母亲。“妈，我出去一下。”说完，薛方洪低着头就走了。没走多远就听到母亲绝望地惊叫：“来人啊，救命啊，杀人了！”薛方洪开始拚命地奔跑……不知道到底跑了有多远，薛方洪一下子跌倒在地，裤袋里的铁榔头应声落地。铁榔头上斑斑血迹，让薛方洪麻乱的头脑顿时清醒，“我杀了人了，我杀了两个人。”此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薛方洪的面前。“我现在应该去哪里？它要带我去哪里呢？”看到薛方洪没有乘坐的打算，司机正准备离开。“等一等！”薛方洪马上从地上爬起来，坐上了出租车。“送我去闸北公安分局，我杀人了。”司机惊讶地望了他一眼，踩下了油门，驶向公安局。

　　弟媳丧命侄女幸免

　　薛方洪母亲的惊呼招来了众多邻居的围观，很快“110”和“120”同时到达了。经过五天五夜的抢救，弟媳徐某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命丧黄泉。但年仅2岁的小侄女幸存了下来。从她脑部取出了十几片颅骨碎片，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她幼小的生命。近日，笔者了解到，小孩经过20几天的治疗，已经基本恢复，说话、行走能力都没有受到影响，这无疑成了不幸中的大幸。但面对别人善意的询问时，两个可爱的孩子总是用稚嫩的话语告诉人们：“我们没有妈妈了。我们的妈妈被二伯伯打死了。”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情落泪。狱中的薛方洪如果能料想到孩子们此刻的境地，料想到家庭目前面临的困境，或许他当初就不会狠心地举起那把致命的铁榔头了。(此案目前已由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结，交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实习生沈凤丽 通讯员梁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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