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10月11日刊登的《乘火车受伤该咋赔》一文，报道了上海市小学生庞迪诉长沙铁路总公司和柳州铁路局人身伤害赔偿一案。10月30日，争讼双方在二审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柳州铁路局和长沙铁路总公司各自“一次性给付庞迪意外伤害补偿人民币15000元”，总计30000元。此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8月20日，鉴于原、被告双方不能达成调解协议，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长沙铁路总公司、柳州铁路局共同赔偿原告庞迪各项费用总计33615元。

　　长沙铁路总公司和柳州铁路局不服一审判决，于今年9月间分别向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就本案一审程序、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全面提出了异议。上诉状中比较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一是程序上的案由与管辖权之争，二是适用法律之争。

　　上诉方认为，被上诉人诉状中的案由是客运合同纠纷，庭审过程中却改变为侵权纠纷。既是侵权纠纷，上海铁路法院就没有管辖权，因为侵权行为结果地不在上海，而在湖南。

　　被上诉方不同意此说法———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是合同法，但原告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授权，在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侵害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时，选择民法通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对此有详尽的阐述。事实上，一审开庭期间，上诉人也没有提出管辖异议，因此异议权已经灭失。由此说到管辖权，庞迪受伤的侵权行为结果地在上海，她手指被截后，炎症尚未消除，如果不是回沪后持续近三个月的治疗，焉知不会祸及左手掌乃至左手臂？庞迪治疗终结和伤势确定在上海，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当然有管辖权。

　　关于适用法律问题，上诉人认为只应适用铁路规章和最高法院1994年司法解释。被上诉方则再次针锋相对指出，在有法可依的法治国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铁路法院在审理由客运合同纠纷引发的侵权赔偿诉讼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消法等法律，并根据上海市高级法院1999年《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按行政法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确定赔偿标准，而不应适用铁道部部门规章和1994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以上规章和司法解释与国家法律相冲突，被告在上诉状中也承认了这种冲突。1994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将一个部门规章上升到了准法律的地位，明显超越了职权范围，和2001年立法法的相悖，更是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本身并不足为怪，因为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它必将日臻完善。过时的司法解释或废或改，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体现了法制的进步，人民群众将会衷心拥护。

　　尽管诉讼双方争议颇大，但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基于“现实的考虑”，尽最大努力做双方的工作，在被上诉方（一审原告方）主动放弃原审判决金额中的3615元之后，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小学生乘坐火车手指致残状告铁路一案落下了帷幕。人们注意到，二审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对这起案件的是非责任未置一词。对原、被告，对法院，这无疑都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妥协”。但无论如何，这种“妥协”导致的结局仍然是对与时代脱节甚远的陈规的突破———如果没有公民对自身权利的保护意识，如果没有当事铁路部门的良知，如果没有法官的同情，按照铁道部现行规章和最高法院1994年司法解释，一个小手指致残得到30000元的“补偿”，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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