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导言

　　2001年12月17日到2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第二届世界反儿童性交易大会在日本横滨举行，它继承了1996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届大会精神，联合起草了《横滨宣言》。在此次会议中，国际反亚洲儿童性观光组织(一个致力于消除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和为色情目的贩卖儿童的国际民间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之前，10月16日到18日，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曾为此次大会在泰国曼谷开过协商会议，包括70位政府官员和20名儿童的280名代表在一起起草了地区行动计划。东南亚的泰国、缅甸和我国台湾地区一向被认为是儿童性交易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男性嫖客在传统观念中常以为与幼女做爱可以保健，新近又增加了一项防治艾滋功能。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亚洲色情区的外国观光客。这其中最倒霉的算是47岁的法国人阿姆农·舍穆利，他在1994年到泰国的一次旅行中以3美元强行与时年11岁的当地少女实施性交易，2000年10月，他被法国新行法律送上法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原告之一，而那位现年已经17岁的泰国少女也出庭作证。

　　在国内从事细部调查中见过许多涉及色情业少女的性学专家潘绥铭认为:“目前通称18岁以前的人为未成年人，到色情业中这种观念几乎就不适用了，小姐中18岁以下的比比皆是，她们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雏妓。12岁以前的是儿童，15岁以前的为少女，这是比较合适的划分。”

　　雏妓的称呼中含有非人道色彩。土耳其希南大学的昆塔伊教授和埃尔京索伊副教授就雏妓问题提交的一份报告估计，全世界约有300万以上5～17岁的雏妓。亚洲国家雏妓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的大量雏妓被运往欧洲，而且其人数每年都在上升。

　　由一家儿童医院的妇科医生阿立克萨·艾伯特写的《妓院》成为2001年美国最畅销的奇书之一，艾伯特亲自在美国内华达州一家名为“野马牧场”、每年客流量为35万人次的妓院呆了不止7个月，在那里的经历使她最终成为一位坚决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所面对的更多的是孩子。

　　在这次反儿童性交易大会上披露了部分国家从事商业性性行业的妇女和儿童数目:菲律宾100000人，印度400000人，台湾地区100000人，泰国200000人，美国244000至325000人，巴西100000人，西非35000人，东欧与中欧175000人。据估算，每年有约100万儿童与青少年(多数是少女)加入了年收益数十亿美元的商业性色情交易。这已非局部地区的社会治理，而是一个全球儿童权益的大问题。

　　局部的救援从来没有停止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一项设在哥伦比亚的项目，从妓院中解救了148名儿童，并在危机横生的大街上收留了260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阿尔巴尼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当地一家民间团体合作，让那些街头少年重返课堂，他们中间的80%曾被贩运到希腊或意大利，成为性奴隶。

　　针对发达国家消费群体的儿童性出口和性交易每天都在进行，在内销性质的性场所中，隐瞒真实年龄的妙龄少女成为一种稚嫩可人的商品。她们像小动物一样纯洁，也像小动物一样被糟践。不得不承认，我们选取的两个境内目前被广泛关注的范本仅仅是掀开了幕布一角，这些“洛丽塔式”的性罪错少女正好处于半儿童半成人、半独立半依赖、半逆反半顺从、半开放半锁闭的状态，对她们而言，世界变成了一条狭小的道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正文1

　　昆明:视线外的人群

　　记者金焱发自昆明

　　导语:在昆明的这群少女找到了一种与前辈完全不同的生活甚至谋生方式

　　(正文)

　　-新楼旧楼，两个时代

　　孙小玫(化名)的家在一幢灰色的七层楼房中，临街。街对面不远处也是这样的灰色楼房，很旧。在昆明市，这样的楼房与新崛起的楼盘分别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而孙小玫的成长则跨越了这两个时代。

　　直到孙小玫出事，甚至一年以后的一审判决出来，她的学校老师依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校办公室主任说她“平时根本看不出来”。

　　孙小玫在学校学的是计算机。学校周书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事后，他们把孙小玫的所有情况调出来看，结果发现她每天都来上学，“从来没有缺旷课现象”，学习成绩“基本是中等水平”。孙小玫给人的印象是“很健康、爱运动”，周书记描述她:“梳着短发，穿着打扮都有点男孩子的样儿，不喜欢穿得花花绿绿的样子。”

　　孙小玫很快被学校列为“重点人物”——“一个月写一次思想汇报”，周书记也由学校指派，专门负责她的思想工作，不过学校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孙小玫同轰动全国的“中学生介绍卖淫案”有牵连。

　　在女孩子中，孙小玫属于那种聪明而且漂亮的，同大多数昆明的女孩子一样，她也常去“昆都”。“昆都”在昆明市中心，得名自原来的昆都商场，昆都商场经营不景气，衰败后兴起了一批茶楼、咖啡馆、迪斯科舞厅、街边卡拉OK厅，成为夜生活娱乐中心区，其火爆程度被说成是“到了夜里12点，连出租车都走不通”。“昆都”的各种娱乐消费都是大排档式的，换句话说都是开放式经营。整个街道两边的店面前点缀着各式圣诞树，里面的情景也一览无余。

　　位置在最里面的“风情岛”最有人气，据说这里最先是由一个体育馆改建，昆明的少男少女们最喜欢到这里来玩，这里成本很低，喝茶、打牌、听听演唱、吹吹口哨，是最普遍的消遣方式。

　　与“昆都”相隔不远处，就是公安局五华分局设在那里的治安岗亭。元月3日近午夜时，岗亭周围有很多警察站在街道边上，不久又增加了一车头戴钢盔的警察。不过这种紧张的场面在当地人看来，却很平常——“昆都”就是这样，很热闹，也很容易出事。

　　-性场所

　　昆明地处西南边陲，地理位置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里的性文化与众不同。在当地人语言中，昆明就是云南“最大的坝子”。就整个云南省而言，山地和丘陵占了全省总面积的94%，昆明是这些山地丘陵间的缓冲地带，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交融冲击的汇合点。

　　为其中一名女学生做辩护的云法律师事务所邓永宁律师说，昆明是一个被动开放比较早的地方，“这些孩子中很多人是1984年前后出生，而在1984年之前，广东等沿海地区来昆明嫖暗娼的人，就已经开始了”。

　　记者在昆明“打车”时，一位司机很有些骄傲地说，“这里的外国人很多，很好玩”。外国人在昆明确实很多，据测算，刚过去的2001年，昆明旅游业总收入为130多亿元。

　　在昆明，元旦前后去泰国旅游的“七日游”价格只要两千多元人民币。泰国旅游打的招牌就是色情业。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所的刘稚说，泰国的色情旅游中很大一部分是雏妓，而到泰国去的中国男人，大部分也是去嫖妓，专门嫖小女孩。一些有钱人有了这种经历，回国后就会特别青睐未成年少女。

　　昆明不只是途经泰国旅游的要路，本身也是旅游的一个中兴城市，各种人等来到昆明，将不同的性需求也带到了昆明。

　　旅游业在昆明的一个直接体现是数量庞杂的宾馆。当地人介绍说，仅在世博会期间，各单位就都看好宾馆业，只要有地皮，各单位都一涌而上、大兴土木盖宾馆。昆明市比较上档次的好宾馆中，有一批就是在世博会后起来的。知情人士计算说，在昆明市的各大宾馆中，与“中学生介绍卖淫案”有所牵连，成为事发地点的仅三星级以上宾馆就占80%。

　　这里牵涉次数较多的是C宾馆，据警方介绍，这是一家属于某进出口公司的宾馆，不过是委托给一些大的旅行社来管理。C宾馆是“历史上有点名气”的，很多做烟生意的人都会去住C宾馆。在1994年到1996年前后，C宾馆的桑拿和歌舞厅在昆明火过一阵子。只不过到了1998年以后，C宾馆无论是装修环境，还是管理都明显滞后。在C宾馆还比较火的后期，这里有了俄罗斯坐台小姐，当时的价格高达上千元人民币。两年前，比俄罗斯小姐价格稍低的是坐台的大学生。而处女的价格，在某歌舞厅打出的招牌是:5500元，保证货真价实。

　　在昆明的坐台小姐中，人数最多的是四川妹，也有一些来自东北、湖南、贵州等地的小姐。这些外来妹们主要集中于娱乐服务业。云南被认为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省份，很多少女从云南各地，包括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地域涌向昆明，使本省小姐成为仅次于四川妹的群体。

　　在昆明居民区内，色情业主要以“足浴、保健按摩”的方式出现，一年多以前，昆明当地警方对这类色情业进行过清理，不过现在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相对便宜的地方是机场一边的官渡区，这里是各种转运站较多的地方，“非常复杂”——既有长途客车车站，又是火车站货运场，人流和物流都集中在这里，也成为色情业发达的地方之一，“基本上100元就可以搞定”。

　　所有这些都不包括中学生这个群体。警方说，“中学生是刚刚露头的”。不过很多昆明人都说，之前他们就曾断断续续听说过中学生从事性交易的，但像昆明警方这次打击的“人数这么多”，“情况这么坏”，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交易的模糊界限

　　孙小玫去过“昆都”很多次，1999年11月底那次却与她第一次卖淫相关，那时孙小玫16岁。卖淫是“出台”，有时就直接叫“出”。孙小玫向警方回忆说，那天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她小时候认识的朋友李某给她打了一个传呼，在电话中，李某问孙小玫“出不出台”——事先李某曾说过，那些人年龄大，时间不长，还可以赚好多钱，还说已经为孙小玫找好了一个，“我就同意了”。而孙小玫真正见到李某就是在“昆都”——有几个女孩子就是在“昆都”第一次见到了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并接触上了这一行。事后，孙小玫得到了1000元的出台费。按照她们之间的规矩，李某要有提成费，这次是200元。

　　要过年的时候，孙小玫又收到李某传呼。后来，孙向警方供认:“她告诉我要过年了，出来弄点过年钱。客人已经约好了，直接到宾馆就行。”这一次孙小玫拿到了1400元。

　　不过这一次孙小玫被起诉，而且一审判决被“判二缓二”，并处罚1000元钱是因为“介绍卖淫罪”。这也是此次被起诉并被判有罪的10个人的共同罪名。

　　实际上公安机关抓获的与孙小玫性质相似的人要多出几倍，有确切数字是54个未成年少女卷入到这种交易之中。

　　这个案子从2000年10月案发，查了一年。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个查不下去的案子，因为既不知道始自哪一个人，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这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有时候有些让人联想起传销:一个人带动几个人，她们之间不是同学就是邻居，或是朋友，每个人再往下发展。行动律师事务所的陶乃增律师2001年12月5日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见自己的当事人时，她告诉陶律师，“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搞介绍卖淫的，一个带一个，就做起来了”。

　　这个网络不是单向的，而是交叉式的——每一个学生既可以介绍卖淫，也可以被介绍卖淫;既可以当中间人，又可以亲自交易。邓永宁说这是一个利用亲朋、同学、邻里等关系形成的松散的集团犯罪。

　　此次只有10个人被起诉，一般看法是，她们首先既卖淫又组织卖淫，而且比较严重。那些只介绍过一两个的属于情节很轻，就不再追究了;或者有些没有查出来的也就都放掉了。

　　孙小玫的好友中，一个是与自己同住在一起的张洁(化名)，另一个郑慧(化名)也是同一个大院的。其中张洁还曾和她同一个学校，只是上了一个月学就自动离校。学校老师说她“交上来一张类似于肝炎一类的诊断书”就休学了。第二年复课后，也只读了一个月。

　　2000年暑假时，大约7月前后的一天晚上，孙小玫找到C宾馆的副总陈某玩时接到了张洁的传呼。陈副总经理也是专门找女学生的嫖客之一。他对打来传呼的张洁感兴趣，要孙小玫介绍给他。第二天晚上，孙小玫就带着张洁到C宾馆，“他给了我200元介绍费，我就走了”。不久，还是在暑假时，孙小玫与郑慧在一起时，孙小玫发现自己拿着张洁的传呼，还收到了一男人打张洁的传呼。后来这男人找到孙小玫与郑慧，孙小玫又介绍了郑慧，第二天郑慧交给她100元介绍费。

　　郑慧和张洁这次同样被判有罪，也同样是“判二缓二”:判决书上列举说，2000年9月，张洁与郑慧共同介绍陈某某向嫖客耿某卖淫，并收取介绍费人民币100元。2000年10月，张洁介绍陈某某向嫖客林某卖淫，并收取介绍费人民币100元。2000年10月，郑慧介绍陈某某向嫖客林某卖淫，并收取介绍费人民币100元。

　　邓律师记得开庭那天，有一个女学生还戴着团徽去出庭受审。当天参加庭审的一位先生也清楚记得，有好几个学生当时穿着校服站在那里。陶律师形容自己的当事人也说，比较本分，看起来挺诚实的。

　　在法庭上，孙小玫们的一些不成熟的举动与她们的年龄及在案中的角色很相符。在案件中，她们的交易色彩很淡，对交易的控制力也很弱——“收点钱，帮点忙”是主要的出发点，有时甚至“收点钱”的欲望也并不强烈。介绍卖淫是犯罪的观念在她们心中不明确，职业性的东西到了这些玩心还很重的女孩子身上，都变得含义模糊了。

　　-星级宾馆里的“浪漫”

　　在昆明，学生之所以成为性市场需求的目标，是因为由宾馆、企业等的老总们组成了一个嫖客网——这些活得很风光的嫖客们无论从外貌到举止，到出入的场合，接送他们的高档轿车，都与一般草民相去甚远。而对于像孙小玫们这样的还未走入社会，没有生活经验，出身和教育都不是很好的学生来说，带给她们的确实是全新的生活方式。

　　陶乃增的当事人曾这样对他解释:“主要是和他们在一起玩，觉得他们太有钱了。他们告诉我，说闲着也是闲着，他们说不要我做，又不牺牲个哪样，并且他们会给我钱。”

　　这些有钱人对她们的诱惑是通过一系列细节体现的:有的嫖客在和女学生们接触时，不仅给自己开一间房，介绍卖淫者也相应地在宾馆开一间房，而单靠这些女学生自己的经济能力，是不可能与高档宾馆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女学生向公安机关交待，有一次嫖客因为有事，没与她发生性关系，但依然大方地给了她500元……

　　所以这些发生在星级酒店里的故事在这些女孩子心目中充满了“浪漫”和“幻想”，无论是卖淫还是介绍卖淫，行为本身已经变得不重要。退一步说，就算这种行为有些“肮脏”，起码不卑贱——这正是这些女孩子看重的。

　　性观念是与之相伴的产物。邓永宁律师说，这些被判罪的女学生中，大多数都有男朋友，而且相当多数的人都在十四五岁左右就与男朋友发生了性关系。这里面有一个案发时才13岁多一点的初中二年级女学生，她自己供述的卖淫经历就有一两次。

　　在法庭开庭时，其中一个女学生讲了一段话，“让我们所有人听了都震惊”——她说，在我们中间有一种观点:你把你的第一次给了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他并不一定对你好，他也不会给你一分钱;如果你去卖你的处女，可能一下子就挣几千块钱。

　　而案子的最先发端也是由一起“卖处女”引起的。据说当时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在一起，其中一个女孩子问另一个，去不去“卖处女”。在昆明，学生卖处女的价钱一般是3000元到20000元不等。另一个女孩子对“卖处女”的确切含义不很明白，听说一下子就能得那么多钱，就跟着去了(也有人说是被同学胁迫去的)。到了宾馆里，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老头，老头欲有所行动时，女孩子彻底被吓坏了。有一种说法是，老头子并未强迫她做什么，还给了她一些钱回家。女孩子回家后神色不好，一个人哭泣时被家长发现。家长知道原委后立即报警，没想到牵出了这样一长串的案件。

　　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为这些女孩子过早地接触并接受，一些成年人影碟起了很大作用。成年影碟的泛滥程度在昆明之高，在全国都不多见。

　　当性在学生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身体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换也就可悲地变得很自然了。

　　-没有余波

　　这起中学生介绍卖淫案的一审判决，在2001年的最后一天由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下达。除了一个“情节比较恶劣”的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00元外，其余9人都是“判二缓二”，并处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罚金。

　　对司法部门的人来说，这一判决是意料之中的。其实大多数律师都发现这是一个十分好打的官司:“法院和检察院都觉得嫖客是最可恶的，所以从保护未成年少女的权益角度，都觉得应该从轻处罚，以‘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

　　不过这一案件传递出来的信息却并不轻松，这成了一件在当地禁谈的案件。最初这一案件也是盖子捂得很紧，只是到了开庭阶段，有一种无法证实的说法是，由于主审法官对于没有深究嫖客的责任而感到不满，所以向新闻界透露了“几百字的豆腐块”。后来有了更详细的报道，致使云南各级司法部门的压力愈来愈大。

　　不久云南省政府就下达了不接待记者的指令。盘龙区法院少年庭负责人解释说，由于当地新闻媒体报道说:“12月6日的庭审中……”使那天向学校请假来参加庭审的学生精神压力很大，甚至昆明女中学生在12月6日请假的，都被同学们怀疑就是介绍卖淫的，一下子出现了几起自杀行为。

　　而案件中涉及到的嫖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党政机关干部，最高级别是副厅级——云南省纪检部门因此将很快进入这一案件。

　　不过对于这些学生而言，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孙小玫的老师告诉记者，孙小玫出事后，学校急得不得了，而她母亲到学校想给孩子改姓——她又面临着改嫁。记者见到孙小玫的父亲时，他也说，他对孙小玫已经没有监护权了——孙小玫还要面对家庭的变故。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案件给他们带来的还是震惊和惋惜。在昆明，记者接触到了几个学生家长，他们深深的忧虑是:在现时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对如何教育子女——尤其是那些有女儿的家长，都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甚至一些孩子刚刚两三岁的父母，就已经觉得教育孩子是一个太艰巨的任务了。孙小玫的父亲对记者说，“孩子变成这样，我做父亲的有责任，但社会也有责任！”

　　正文2:

　　十堰:被出租的少女

　　导言:人类身体本身的商业化是色情业存在的本质，在贫穷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等着出售最后一样值钱东西的少女。贫穷决定了她们要过上一种正常生活，只有采取另一种不正常的方式

　　记者/雷静发自十堰

　　隐秘的“批发生意”

　　2001年7月6日晚，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关垭镇中心。

　　在这个路边小酒店一家连一家的小镇上，人们在打理完白天的生意后坐在门口乘凉，杏林酒店的女老板陈萍也不例外。10点刚过，一辆警车疾驶而来，在她店门前停下，就在同一时间，陈萍看到另一辆警车径直刹在马路对面德旺酒店的门口。

　　“总共下来了20多个警察，有枪。”半年后的2001年12月30日，陈萍向记者回忆说，两辆警车上的警察都围向德旺酒店，将门口乘凉的人逼向屋内。紧接着，戴着手铐的德旺酒店老板李明德等人被押上警车。

　　陈萍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被警察带走的人当中，“有3个女娃儿”，“平时从来没看到过”。第二天，她才打听到李明德“出租女娃儿赚钱”。

　　德旺酒店，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个路边小旅店，在那个破旧的两层楼里，一楼通常是用作司机吃饭，二楼则可提供住宿。记者12月30日来到这里时，酒店早已停业，一楼被人租去开了发廊。这个小镇上原本有四十多家路边店，但记者能够见到的只有十几家，当地人说:“大多数都出了问题，关了门。”

　　在当地做过汽车维修的张先武告诉记者，德旺和杏林，曾是镇上最好的两个酒店。陈萍的杏林酒店与李明德的德旺酒店中间仅隔一条马路，不到20米远。虽然距离如此之近，但在李被捉之前，陈却“丝毫不知道”李明德是在做这种“生意”。同样“不知情”的还有土关垭镇派出所，一位接待记者的干警称:“我们经常对镇上的酒店和旅社进行治安检查，没发现德旺存在出租少女卖淫的情况。”

　　意外来自80公里外十堰市区。2001年6月29日，十堰警方对城区一家发廊进行常规检查时，发廊领班无意间“泄漏天机”:店内一名卖淫女是从丹江口土关垭镇一家路边店租来的，每月租金1400元。警方顺藤摸瓜，不仅抓到了出租这名小姐的李明德，还抓获帮他或像他一样出租少女到外地卖淫的嫌疑人150多人，打掉犯罪团伙12个，查封路边店42家。

　　虽然破了大案，十堰市公安局仍不愿向记者谈及案情，因为“还有余犯没抓到，报道对此会有影响”。但知情人告诉记者的真正理由是，这个案件被认为是“影响了十堰市的形象”。与此相关的是，2001年下半年，这一案件先后被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定为督办案件。

　　土关垭镇是十堰市的一个“口子镇”，与陕西省的旬阳和白河县相邻。316国道穿过镇中心，公路在这里的三个不同延伸方向分别是十堰市区、丹江口市和湖北襄樊市，使这里成为鄂西北各县市出山北上河南、南下武汉的咽喉要道。“每天过境的车辆大约有4500辆。”丹江口市交警二中队向记者介绍，这当中约有60%是货车，也就是说，平均每分钟有一辆货车从这里经过或停靠。

　　从20年前开始，一些村民就纷纷在公路两旁开设酒店，主要服务对象是货车司机。由于顾客是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卖淫嫖娼通常会成为一些路边店中进行的另一桩商业性交易。曾在镇上做过汽车维修的张先武就告诉记者:有的司机在修车时，还与人笑谈他头天晚上的性事。

　　虽然曾经是竞争对手，但陈萍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德旺的生意没有她的酒店好，“很少有人到他那里去吃饭，他连厨师都没请，来客了就自己做一下饭”。陈萍说，即使有人在德旺吃饭，也是一些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司机。当然，她并没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不时有司机在德旺住宿。

　　-“购销”网络与利润

　　警方在抓捕李明德的行动中，在其床头柜下的地板上找到一本巴掌大的农历。翻开农历，每页空白处都写着歪歪斜斜的小字。这是李明德的账本，上面详细记载着他2001年“出租少女”的收支情况。其中除了从何地来，何时出租，出租到何地及价格等情况外，还记录着他与其他酒店的“业务往来”情况。随即，另一本类似的账本也被警方搜出。

　　“如果不是这两个账本，警方可能还不会知道他们做得有这么大。”一位接近此案的人士评价说。这两个账本，把土关垭镇另外20多家参与“出租小姐”的路边店牵出来，随之浮出水面的是，在邻近的浪河镇，也有近20个路边店在从事此种交易。警方最后公布的具体“战果”是:由这100多人组成的12个团伙共出租少女达214批(次)、335人(次)。

　　而各个团伙人员的构成与繁衍，基本上是顺着家族和亲戚这个纽带来完成的。曾接近这一案件的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李明德这个首要团伙中，“骨干力量”是李明德兄妹三人:德旺酒店老板李明德、翠园酒店老板李杰(李明德之弟)、阳光酒店老板李萍(李明德之妹)。而属下的团伙成员，基本上都是亲戚或好友。

　　今年40多岁的李明德，是土关垭镇常家桥村一个普通农民，高中文化，曾做过服装生意，当地人对他的评价是“有头脑”。他那本首页上写着“因为你害怕失败，所以你永远失败”的账本显示，从1999年12月的第一笔“业务”开始，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出租少女75批、142人(次)，从中牟利20多万元。

　　在账本的记载中，李明德出租少女的价格最低为1200元／月，最高2000元／月。有些交易并非由李明德与租主直接进行，而是经过中介人，后者因此也成为利润搜刮者。以2001年2月18日的记载为例:当天，李明德将胡玉珍(化名)等三名少女“批发”给中介人胡兆贵，总价为5600元／月，胡转手以6300元／月的价格转租给河南南召县云阳旅社。一个月以后，李明德又将三名少女以3800元／月的价格租给胡兆贵，而胡又以6300元的价格将3人租往武汉市一家卡拉OK厅。

　　据透露，李明德通常给被出租少女的承诺是:1／3的租金返还给被出租者作为工资。据此推算，一位被出租少女的月工资为400到700元。在这一桩桩黑色交易中产生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李明德们吞食。因为少女被租用后所获嫖资均要上交给“租用者”，对方为攫取高额利润便不断地强迫他们卖淫。警方调查发现，有一名少女一天最多被迫接客14次。

　　一位曾参与此案调查的民警说，这些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一部分人专门到鄂陕两省交界处的边远山区以招工为名，诱骗12到17岁的农村少女到土关垭镇;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强迫少女对外出租，护送少女抵达租借地，形成了一条龙的犯罪体系。据统计，被李明德等出租到外地卖淫的少女，分别来自十堰市的竹山县、房县、郧西县以及邻近的陕西白河县、旬阳县等贫困山区。李明德们骗取这些少女的名义通常是招工，在带至土关垭的酒店后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一般是将受骗少女软禁，搜走其身上的身份证、钱物，进行“思想教育”或给她们放黄色录像，如受骗少女不从，他们就威逼、打骂，甚至强奸。

　　一般的出租途径为:通过亲朋好友联系租用者，或者利用酒店来往司机频繁的便利，通过他们找到“下家”。正因为如此，少女们被出租的目的地相当广泛，涉及到湖北、广东、山西、广西、河南、西藏等8个省(自治区)的30多个市区县。

　　-“交易”的土壤

　　一位办案人员这样来概括这一案件的特点:一是以土关垭、浪河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地域之广、涉及人员之多历来罕见;二是受害少女人数之多，年龄小。

　　近300名受害少女的年龄多在12至17岁间，大部分人只有小学文化，对法律知之甚少。当她们怀着出门打工的美好憧憬，被骗到土关垭的酒店，明白老板要她们干的真正“工作”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报警，甚至不知道老板的行为本身就是犯罪。2001年7月16日，办案人员在竹山县竹坪乡找到一位受骗少女，在反复做了5小时工作后，这名少女才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取证。

　　“多数人肯定还是愿意的。”土关垭杏林酒店女老板陈萍分析说，她不太赞成所有少女都是被迫出租卖淫的说法。陈在土关垭生活了近40年，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她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这些地方太穷了。”

　　在受骗少女们的家乡，农民的经济来源单一，出门打工是不少青年甚至少年不得已的选择。一般而言，当地人是不太愿意在当地打工的，原因同样是因为经济条件差。陈萍举例说，她招一个服务员每月也就一两百块钱，但是“出去就不一样了”。在她看来，很多被骗少女有被强迫的因素，但在经济条件利诱下，他们往往会作出“半推半就”的选择。与这种分析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在李明德们为骗来的少女做工作时，常用的一招是举一些“成功”的例子:你看XXX，我们把她送出去后赚了多少钱，如此等等。

　　1999年，武汉的翟跃东先生曾到鄂西来凤县等地进行过一次专项调查，内容是“15至35岁农村女性出走问题”。他的研究结论是:在这个湖南、重庆和湖北交界的地带，约80%到90%该年龄段的农村女性“已出去打工”或者“曾经出去过”，他们进城后的谋生方式是多样的，当然不排除卖淫。在来凤县百福寺镇，他曾发现一个在当地明显更富有的村落，但在调查中，邻村人对这个村子却持鄙夷的态度，原因是“富起来的理由不正当”。时隔两年，翟跃东仍然记得他在调查中听到的一句顺口溜:“要想富，脱腰裤。”

　　青春残酷物语

　　记者/巫昂发自北京

　　导言:在学校与家庭失控的地方，青春成为一场关于性、叛逆和金钱的秀。在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心目中，不良少女的含义是不同的。警察认为她们影响了社会治安;社会学家与青少年研究者认为她们是极少数，更多的少女是美好的;医生认为她们是需要帮助的病人;而更多的人们认为她们是另类，是难以挽救的异端。谁来保护她们，谁可以告诉她们，她们经历已经远远超越了她们实际上能够承受的

　　警察与少女

　　“她们都很狡猾”，北京朝阳区警长刘涛(化名)以此形容卖淫少女。每隔三天他会值一次夜班，而那些站街女也总是老面孔，只有严打得厉害时才换另外一个城市。“每个‘鸡头’都有自己的领地，手里控制几名‘小姐’;‘鸡头’基本上是‘小姐’的亲戚，最多的关系是‘男朋友’，至少也是同村的老乡。”据刘涛讲，他抓的‘小姐’什么岁数都有，十几岁到四十多岁，嫖资为150～200元左右。

　　“我们抓的卖淫女一般分两种:有场所的(洗浴、酒吧、舞厅)和站街的，有固定场所的还腼腆些，站街的都是主动拉客，有时候为争夺地盘‘鸡头’间还会打架。这部分站街女很多都是未成年少女，不少已经入行好几年了;但起初你是很难发觉实际年龄的。”刘涛说。刘抓到最年轻的只有14岁，“我们不相信，到他的老家黑龙江大庆核实，查户口本。(她)身材非常丰满，跟你说皮肉交易、犯案过程一点都不脸红，只有装傻没有难于启齿的情况。”但刘也承认她们有天真的一面，交代自己的问题都比较坦白，比较好审。但一说到“鸡头”马上就开始“狡猾”了，兜圈子，有时硬是一个字不说。

　　“少女卖淫基本都是为了钱，但也有‘性大’的。”在刘警官面前，少女的性问题并非单纯的卖淫可以概括。一天晚上刘和同事到立交桥下蹲点，遇到两名主动上来搭讪的少女，“肯定不是鸡，是女中学生，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她们跟我‘贫嘴’，那意思就是想上床”。刘警官在几天前还接到一起报案:一户居民说自己家钱丢了，并怀疑是自己的女儿和其男友偷的，“那个女孩儿16岁，刚上高中住校。我问她母亲，为什么不让她回家住好管一点，她说，女儿跟她谈条件，回家住也可以，得把男朋友带回来一起住。在他们宿舍男女朋友都睡在一起，平时就拉一道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性生理专家一再希望记者不要做关于涉色情业少女的报道，“负面影响太大，你们写出来，卖淫可以赚多少多少钱，睡一晚上可以挣上百，这么‘轻松’，就会有更多的女孩加入这个队伍。说到底，我认为妓女还是一个职业，并且卖淫是一个暴利行业。妓女的低龄化也并不新鲜。很多男人都希望自己的性对象年龄小，甚至还有处女情结，这属于人们性心理中本能的占有欲，变态与不变态的界限本身就很模糊”。

　　在我们采访到的两起集团性的少女卖淫案中，最棘手的莫过于法律界定。她们由以往的原告变成了今天的被告，未成年人法律专家佟丽华说:“旧刑法对此类案件往往以诱奸幼女定处，惩罚的是伤害她们的嫖客。如果以强奸罪论，通常要判3年以上，而且幼女还要从重，新刑法将他们的罪名修改为嫖宿幼女，判5年以上。而女孩本身则以组织卖淫论处。”

　　“除了将她们送入收容教养所，基本上没有别的途径来解决对她们的法律惩罚。”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说，“我不太主张把她们关到少管所去，因为那里聚集了一群有这样那样偏差的少女，她们正好在一起交流与互相学习更多的罪错方式，我们把这也称为‘交叉感染’。”他还介绍一种更新颖的方式，就是在社会上吸收一些志愿者夫妇，他们出面收留这些问题少女，这种方式源于日本，它的最大好处是不把这些女孩与社会隔离起来。

　　提前完成的成熟指标

　　杨雄历时十年，做了一份详尽的《1989～1999中国城市中学生性意识与性行为比较研究报告》，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五城市3000多学生的调查样本。

　　报告显示，青春与性在十年中以加速度提前，比如，1989年的调查表明，当时少年的初次手淫平均年龄为14.49岁，少女为14.31岁，十年后，这个指标下降为12.64岁和10.72岁，分别提前了1.85岁和3.59岁。相似的指标前倾还有首次性冲动与性梦幻。而且少年与少女之间的性发育差距走向了扩大，1989年，男女生性生理成熟的差距仅为1.05岁，十年后则扩大到了1.31岁。

　　“中国目前18岁以前的人群有3亿多，其中处于青春期的有8000万到1亿人，这是可控性很弱的人群。”杨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同时，也必须追查那些出现性偏差少女本身的体质与病理原因，我们曾与瑞金医院合作在上海市少女教管所对100多个性偏差少女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她们多数人睾酮素激素偏高。”所以，很难说她们从事性行业纯粹是出于好奇心或者物质欲望，他希望社会给予她们更多帮助，仍旧能像对待一些孩子或者弱小者那样帮助她们。

　　“但这并不意味着十年后的青少年性行为更加活跃，因为以往的性压抑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反弹。”杨雄强调，“在发达国家，性的问题反倒趋向于保守，特别是男性，美国人正在流行一种新时尚，即女学生在‘贞操运动’中签名，性保守主义反倒被认为是性感象征。”警长刘涛也一再地要求记者指出，在他辖区内的强奸案件已经下降到近乎零，最近一个案例发生在一对怨偶当中，以往陌生人中的性暴力已经差不多消失了。

　　用性解决教育失败境况

　　在杨雄的研究中，性偏差少女群体基本上集中在普通中学、职业高中、中专乃至一些农村失学少女中，她们下课后没别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而性与伴随着性的物质快乐唾手可得。而家庭经济条件与家庭状况也极大地影响着她们的价值观，在上海某些学校中，二奶的孩子、问题家庭、单亲家庭子女，在有的学校达到了10%以上。在下岗工人集中的闸北区，以及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区域，街头就常有那些少女的身影。“闲来无事就养孩子。”他不无心酸地替她们说，并举出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外来人口生育人口目前已占上海总生育量的约1/2。

　　“性教育严重滞后，性场所多，大众传媒充满性诱惑，再加上学业失败，基本上是导致这些少女性罪错的主要原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目前的选择教育中容易淘汰那些学业失败者，她们在前途无望又缺乏职业技能的时候，自然会选择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职业，而最唾手可得的无疑就是从事性产业。”

　　英国性学家爱德华·卡本特把儿童的性错失在某种程度上归罪于学校，他说:“现代的文明学校用一扇铁门把两性的事情完全封闭起来了。门边是沉默，一种严酷的沉默。”神秘感也是导致少女走向性罪错的不归路的重要原因，北京妇女保健所所长、妇女保健专家丁辉在日本参观当地的少女保健中心时，当地的老师正在给10到12岁的女孩在课堂上演示卵子、精子形状以及分娩过程。在瑞典，相同的少年保健中心，少女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交流比如避孕、性经验等各种问题。青少年研究专家孙云晓在提及这些问题时认为，把性教育提前到小学是可能的，而且不仅仅是学校的任务，还应该把它引入家庭中，比如给孩子看一些画册。在台湾图书市场上，就有针对5到9岁孩子的性知识画册。目前，有些大胆的父母甚至采取与五六岁孩子一同裸浴，孙云晓认为:“讲生殖器应该跟讲一个杯子差不多。”

　　人们常常以为教给孩子性是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澳大利亚正推行的同伴教育却主张由孩子教给孩子性。高源正是中澳青少年同伴教育项目的主持人，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少年人中寻找一些志愿者，集中培训后，再由他们返回他们的伙伴中传播科学正确的性知识，比如如何使用安全套，以及如何应对最初的性慌乱与困难。在丁辉的“少女课堂”上，有些女孩子甚至不知道卫生棉应该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什么时候不可以有性生活，丁辉认为:“性在青少年中是必然要发生的，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发生时要提供帮助，不应该阻碍他们亲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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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胎与性疾病

　　杨雄认为:“避孕技术和流产术的发展，使得性与生育分离变得十分容易，少女性行为所受的制约、所须支付成本进一步减小，在此背景下，性禁忌与压抑之事不再出现。”然而，这也使得一些早熟少女对怀孕的危险掉以轻心，她们往往私下里交流如何打胎的事，很简单，到药店里买一些药片儿就解决了。

　　北京妇幼保健所医生游川做过一项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统计，它显示自1998年以来，在北京妇产医院接受中期引产手术的女性中，一半左右未婚，其中20岁以下的女孩达14%。而在同一医院的另一个粗略统计表明，做大月份引产的女性中，50%为18岁以下的少女;至于一般人工流产案例中，少女的比例更是日益增多。

　　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目前全球每年约有1400万青春期少女怀孕，其中大部分是非意愿性妊娠，其结果是每年约有440多万少女选择堕胎。而据日本厚生省统计，1999年日本十几岁的少女中有近4万人做过人流手术。而日本母体保护统计报告显示，全日本未满20岁的人流手术共有39637件，即每千人中就有10.6人有过堕胎经历。

　　“少女的卵巢发育通常还没有健全，流产时容易造成生殖系统并发症，造成日后的不孕症。”妇产医生林秀利告诉记者，“更危险的是，有些少女在怀孕后唯恐别人发现，自己在药店花四十几块钱买一种名为息隐的药物流产药。而其中少数宫外孕少女则由于事先没有经过B超诊治，私用药流药品后，往往导致腹腔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

　　“流产犹如割韭菜，难免伤根。”丁辉说，“特别是人工流产，用坚硬的器械在宫腔内操作，一旦有伤口就形成疤痕，导致子宫的弹性降低。而堕胎少女容易选择郊区医院或者不合乎卫生规范的私人小诊所做流产。这是不合适的。”

　　与堕胎同样侵蚀着少女健康的是性病。英国伯明翰大学亚洲研究学讲师路易斯·布朗在她的专著《性奴隶》中说，她发现全世界的嫖客圈内都流传着一个近乎愚蠢的观念:认为妓女年纪越小，传染包括艾滋病在内性疾病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雏妓的需求在增长，妓女的货架期变得短暂。妇女保健专家丁辉告诉记者:“通常少女对于频繁性生活在生理上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性工作少女，她太经常处于高应激状态，内分泌物与激素过量释放，而且面对那些闯入性男性，对少女阴道和其他性器官的容易造成损伤与性病感染。”在妇产医生林秀莉的病人中，也有从事性行业的女孩，她就常常发现她们已经多重感染，比如滴虫、尖锐湿疣外加淋病，以及支原体、依原体感染，一次同时可以查出来好几种。有一个17岁的女孩，她形容她的生殖系统“已经像一个梨在她的身体内腐烂”。少女的抵抗力差，外加接待的客人通常不愿意使用安全套，在一点防御措施没有的情况下，感染包含艾滋病在内的各种性病在所难免。性传播主要集中在15到24岁的年轻人中，在每年新增加的580万性病感染者中，有一半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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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援助交际”

　　“日本女高中生里流行一种被称为‘援助交际’的现象，就是用自己的身体跟那些事业有成、有相当经济能力的中年男人交易，她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轻松而又简单。”中日比较教育学专家高益民告诉记者，“在日本，青少年的性开放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目前保守势力重起，正是为了抵御这种风气。”目前，这一风气已经扩展到初中生群落，韩国女生圈内也开始受到感染。而“援助交际”现象在日本已经有很长历史。有些日本少女就为了要一部手机或一件名牌服饰，就走向了“援交”之路。卷入少女交际丑闻的名人有日本京都电视放送有限公司台长中山庄次，他援助了9名少女，以及东京高等法院的高等法官村木。日本的色情刊物制作和消费之巨举世闻名，这其中的重要趣味就是对“制服”和“幼稚”近乎变态的迷恋。而日本的色情业在日语中叫风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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