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年岁末，不少打工者常常面临着一个残酷而又无奈的问题，那就是难以讨回被拖欠的工钱，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今年的情况怎样呢？本报派出了由数名记者组成的采访组，拉开了这次“大河特别行动”的序幕，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名打工者因为讨不回工钱绝望地爬上了140米高的塔吊……这更让我们感到了此次行动的价值，并让这组报道占据了头两版的重要位置——

　　要过年了，该回家了，许多打工者在外辛辛苦苦干一年，收获如何呢？有关用工者拖欠打工者工资的情况，本报曾多次报道。尤其是在年关之前，常常发生打工者因讨不到工资而无钱回家甚至挨打的情况。今年的情况怎样呢？老板拖欠打工者工资的情况还多吗？近日，记者在省会郑州走访了一些民工，结果印证了我们的担心绝非多余——

　　在郑州市枫泽园娱乐有限公司打工的30名打工者，提起向老板要工资，都是一脸的无奈。

　　1月10日，在中原区劳动监察中队门前，这些打工者围着记者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起苦来。“我们的员工有的从2001年4月份，有的从7月、8月来到这家公司的工人路煨汤馆打工，每天累死累活挣10元钱，1个月300元钱，老板却一直不能兑现，拖欠工资成了这里的家常便饭，每到月底该领工资时，老板都称没钱，发不了工资，并允诺到下个月一定发，但到了下个月，老板又会用同样的理由打发我们。由于大家都感觉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如果重新换工作一是长时间不能适应，二来怕得罪了老板，欠下的工资永远得不到，所以就一直抱着幻想迁就对方，就这样一直被老板牵着鼻子走。到现在公司已欠我们大伙的工资约4万元，就连厨师长张师傅每月2000多元钱的工资，他们也欠，以致引发员工们罢工。就这样，老板还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工资要了一个月也没要回来。现在煨汤馆关门了，春节就要到了，哪家饭店也不会再来招人，我们只能游荡在街头，每天为吃住发愁，为如何回家发愁，并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本该属于自己的工钱。”

　　记者在随部分打工者到一些用工单位讨工钱时，发现老板们回答最多的理由便是“我没钱！”而且这些有汽车、有店面的老板每谈到没钱的问题，还都是昂头挺胸。“老板发工资就好像挤牙膏，你找得紧一点儿，他就给一点儿，但绝对不会利索地全部拿出。”枫泽园公司的曲伟鹏告诉记者。

　　郑州利洁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的王占辉等9名打工者为了讨要工钱，找到中原区劳动监察中队投诉，该公司负责人听说工人们告状，对他们说：你们爱到哪里告到哪里告好了，反正我没钱。

　　在老鸦陈乡政府办公楼新址，30多名来自四川、湖北“望工钱欲穿”的民工团团围住记者诉苦，他们从去年9月份来这里干活，到现在却要不回工钱，负责施工的陈老板推给吴老板，吴老板推给陈老板，最后又称老鸦陈乡政府未付给他们工程款，让他们找乡政府。“后来我们找到乡政府，陈老板才算是支付了部分工资，但这些钱只够我们吃饭的，现在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怎么回家过年？”民工们苦恼地说。

　　郑州市桐柏路北头的开元小区19号楼工地，数十名来自信阳、驻马店的民工因为在苦苦等待发放“血汗钱”，最后被保安强行清理出门，结果引起数十人殴斗，数人受伤。 8万元工钱要不来 欲跳140米高塔吊 在民警的努力下，欲寻短见者安全回到地面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郑州市北环路一栋在建百米高楼上，一四川籍青年男子因被转包商拖欠工程款走投无路而欲跳楼轻生，幸亏警方及时赶到并努力协调，方避免了一场坠楼事件。

　　欲寻短见的男子叫刘联，20岁，四川人。事后据他介绍，去年他和哥哥从该大楼工程转包商之一汪成泉处取得了大楼的外架工程承包权，一个多月前，他们雇来的20多个民工将承包的工程全部做完，但承包工程应得的82150元钱，对方却迟迟不肯交付。为要工钱，兄弟二人已跑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如今，他们不仅生活困难，精神上也备受折磨，因为每天还得安抚上门要钱的20多位民工。刘联说，实在是想不出法子了，就想起了绝路。

　　刘联的哥哥说，此前他并不知道弟弟会这么做，上午9时20分，他到工地继续要钱时，才发现弟弟已经爬到了23楼140米高的塔吊上。

　　10时30分，记者赶到现场时，郑州巡警一大队的民警正紧急布置解救方案。警方一路由一大队副大队长杨松安带队直奔23楼，对刘联进行劝说；一路则和刘的哥哥到工地办公室找到转包方汪成泉。在警方的监督下，汪写下了欠条：所欠款82150元由中建三局一公司代付扣工程款，10天内还清。

　　10时50分许，拿着刚刚签完字的欠条，刘兄迅速朝大楼跑去，在爬楼当中，他便通过手机将欠条已打一事告知了弟弟。11时16分，当他气喘吁吁爬上楼顶，看到刚刚从塔吊上被救下的弟弟时，上前抱着弟弟失声痛哭。

　　年底能否拿到工钱？不知道！ 1月13日上午，记者在郑州市北环路中段一安居工程小区内，见到了驻马店正阳县的打工者刘某。他告诉记者，他是钢筋工，在这个工地上打工的老乡都回家了，因为他们怕领不到工资。到他们走时，虽然他们在该工地干了半个多月活，但临走时却没领到一分钱。

　　记者：“到年底，你感觉能得到全额工钱吗？”

　　刘：“不知道。进工地时，老板也没说每个月多少工钱，只是说在这儿干吧，年底会给钱的。老板要不给工钱，那才坏良心呢。明年耕地的投资、孩子上学都等着这些工钱呢！”

　　记者：“每个月都不给工钱，生活怎么办？”

　　刘：“工地上有饭，一个月只能借几元的零花钱，咱不怕吃苦，最担心的是不能按时足额得到工钱。”

　　还有一位姓李的民工告诉记者，他是商丘民权人，在工地上干的是泥工，已经有3个多月了，还没有发过工钱，平时吸烟、买点日常生活用品，只好找老板“借”，然而“借”钱也很难，每人一次能“借”到10多元就不错了，现在找老板已经1个多小时了，还没有见到老板。

　　记者：“你们来工地时，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熟人介绍到工地的，老板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签。我们老乡有50多人，当时介绍人说是每天工钱20元左右。” 没钱能否作为拖欠理由？不能！

　　谈起为打工者讨要工资，中原区劳动局主管劳动监察的副局长一脸疲惫。从去年10月份以来，他们每天接到的这种案件都有七八起，投诉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八九人，10名劳动监察人员马不停蹄，也忙活不过来。到如今，已帮助要回工资的约有40多起，仍有40多起案件积压在这里，等待大家的将是更加艰巨的检查、调解工作。他说，其实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只要是劳动双方形成了劳动关系，就应该付给打工者劳动报酬，这是天经地义，没任何理由可说的。但很多老板都是以没钱、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支付，没钱只是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拖欠工资的理由。

　　郑州市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春节前，帮助民工讨要工钱将是各区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重点，他们一直十分重视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希望领不到工资的民工及时向辖区劳动部门举报。

　　据了解，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也有很多苦衷，最根本的是执法证据不足。一些打工者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迫于找一份工作不易等因素，大都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发工资时总对老板抱有幻想，又怕得罪老板，迟迟不愿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到了年底实在讨不回工钱时，才想起举报，以致案件都积压在春节前后这段时间，为调查处理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在记者走访的被拖欠工资的打工者中，有90％的人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解决欠薪该走何路？找法律！

　　关于拖欠民工工资一事，记者采访了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司久贵博士。他说，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是一种恶劣的违法行为，但由于某种原因，法律在追讨中显得软弱无力。但单纯要求民工提高法律意识明显不现实，能有所作为的是政府和劳动仲裁机构。从整个过程来看，法律是最重要的一环，既然恶意欠薪属违法行为，就应当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对策。

　　依法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仅靠一部《劳动法》是远远不够的。各级立法机关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该从改革、发展、稳定的高度，及时制定并完善与群体庞大的民工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民工劳务市场有法可依，让广大民工的健康权、平等工作权、生命保障权等权益有法律做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在一些地方，对拖欠退休职工养老金、拖欠教师工资的行为，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强硬规定不许所在单位买小汽车、上新项目等，而对于拖欠民工工资，却几乎没什么“动真格的”举动。或许在许多人的眼里，民工是无足轻重的，民工的利益是可以往后放一放甚至可以忽视的。尽管采取极端举动的民工只是个别的，但他们的做法却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即这个群体不能被人们忽视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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