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安徽省庐江县，人们都在谈论着一桩奇案：该县青年农民郑义胜在沪打工期间，因属“三无人员”在被收容遣送过程中神秘失踪。为寻子下落，他年迈的父亲四处奔走，经几番诉讼，最终只得强忍失子之痛，接受上海市遣送站的道歉和10万元的赔偿、补偿。元旦期间，笔者专程对这宗悬案进行了深入采访。

　　郑义胜，男，现年29岁，初中文化，庐江县陈埠乡新田行政村人。

　　1999年4月，他与本乡董长建、齐冬生、李青、陈昌万等几位青年结伴到上海打工。当年11月19日，董长建突然来到郑家，向其家人打听郑义胜近况，郑父感到惊讶：你们不是一道出去的吗？怎么你不知道他的情况？董长建说：自到上海后他们都是在一起打工，但在9月6日深夜，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石泉警署的警察突然来到他们的住地，他们因无暂住证、务工证而被警察带到警署，并于次日移交给普陀区遣送站。在遣送站看管一日，于9月8日下午4时许，他们被分别点名，点到名字的属收容对象转移他处，没有点到名字的当即被押送上海火车站遣送回家。董长建属收容对象，被收容待遣71天，于11月18日才由家人保释回来。他回家后的第二天就来到郑家，想打听一下郑义胜等人的情况。郑父听后一惊，立即赶往几十公里外的齐冬生家打听情况。

　　齐冬生的介绍与董长建所述一样，但他强调说，当天在普陀区遣送站时他和郑义胜还在一起，在去火车站途中和在火车上就没有看到郑义胜了，他当时还以为郑义胜被收容了呢。紧接着，郑父又分别赶到李青、陈昌万等人家中，打听到的结果是：被收容待遣的李青没有见到郑义胜，被遣送回家的陈昌万从上海火车站到蚌埠收容遣送站的途中也没看到郑义胜。郑父顿感不妙：郑义胜出事了！

　　当年11月23日，郑父赶到上海普陀区公安分局石泉警署。工作人员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回答道：当天查获“三无”人员中确有郑义胜此人，但已于第二天上午8时移送给普陀区遣送站了，有关情况请到那里询问。郑父当即赶到普陀区遣送站，接待他的梅副站长询问了一下情况后也当即回答：有此人，但已于9月8日遣送蚌埠收容遣送站，具体情况可到蚌埠去查询。

　　当年12月2日，郑父在其女婿周某的陪同下又专程赶到蚌埠收容遣送站，查到的结果是：1999年9月，上海市遣送到蚌埠收容遣送站的资料中，没有庐江县郑义胜的有关材料。接待人员还出示了当月接收上海遣送到蚌埠、再由蚌埠遣送到巢湖市的14名庐江籍被遣送人员名单，其中也没有郑义胜。郑父当即目瞪口呆。天啦，这是怎么回事呢？郑父和女婿又连夜赶到上海，负责接待的还是梅副站长。在郑父告知蚌埠查询情况后，梅副站长沉思片刻解释道：上海市对收容遣送人员按其省籍分别遣送，这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在蚌埠继续向全省各地遣送过程中也许有差错，或是误遣到它地，或是在蚌埠继续收容待遣，这样情况以往也发生过。梅副站长还语气诚恳地告诉郑父：“春节即将来临，不要再到上海来了，我保证你的儿子会回家过年的。”郑父再度离开上海，回到家只得忍痛劝慰家人：“孩子一定会回家过年。”可是，直至大年除夕夜，郑义胜仍然没有任何信息。

　　春节过后，在左等右盼、望眼欲穿仍不见儿子归来，又无任何信息的情况下，郑父于2000年3月2日再次来到上海，意想不到的是，梅副站长却一改前言：“郑义胜当时是由我们送到上海市遣送站，要查询到上海市遣送站去，与我们无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带着满腹狐疑，郑父来到上海市遣送站，可市遣送站接待人员却明确答复：根本没有接收此人。不得已，郑父又返回普陀区遣送站。这回，接待他的陈站长听完其详细叙述后，便询问同一办公室的朱某：“小朱，你当时参加护送，可知道郑义胜被遣送到什么地方？”朱某思索了一下答道：“当天蚌埠火车站有情况，郑义胜可能是后来被送到宿州收容遣送站了。”在郑父再三恳求下，陈站长当即电话与宿州收容遣送站联系。大约半个小时后，宿州方回复：1999年9月，宿州收容遣送站没有接收过郑义胜此人。此时，这位陈站长又告诉郑父：“人，我们是移交到市遣送站的……要不你可到普陀区民政局去查询一下。”郑父按指点又走进普陀区民政局，该局接待人员经核查后明确答复，郑义胜当时确实移送给上海市遣送站，并把当时有关郑义胜的资料编号告诉郑父，让他再到市遣送站查询。岂知郑父再到市遣送站时，得到的答复却也变了：1999年9月8日，他们在向蚌埠遣送人员时，是在火车站现场办公，所有被遣送人员都是从全市各遣送站直接送往火车站，资料是以后补送到市遣送站的。

　　可怜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农，在2000年3、4两个月中，先后四次到上海寻子，也不见任何结果。无可奈何，郑父又分别到上海市人大、市政法委、市民政局等部门反映，但一直也没等出结果。郑义胜失踪一事引起了庐江县委、政府的同情和重视，在乡村负责同志的陪同下，郑父走进了合肥市一家律师事务所。

　　2000年5月9日，郑父将一纸诉状呈交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和上海市遣送站，要求判令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告知原告之子下落。普陀区人民法院七日后以“原告不能提供两被告对其儿子郑义胜做出收容遣送决定的证据，无法证明收容遣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上诉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6月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郑义胜到底有没有被收容遣送呢？在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当日，郑父与陪同前来的家乡地方政府负责同志一道来到上海市收容站，恳求提供有关郑义胜被收容遣送的卷宗资料。面对着失去儿子痛不欲生的老人，上海市遣送站的同志当即将1999年9月7日在石泉警署对郑义胜的讯问笔录和收容对象情况表按原件抄录复制并加盖印章提供给原告。6月12日，上海市遣送站又相继出据书面材料：郑义胜，男，安徽省庐江县人，该对象于1999年9月7日被普陀区遣送站收容，于9月8日直接送火车站，乘坐622次列车，由普陀区派干警护送到蚌埠。6月13日，郑父又赶到蚌埠收容站，得到蚌埠收容站出具的“经查，在1999年9月份我站业务股资料中没有庐江县郑义胜的有关资料”的证明。与此同时，上海市遣送站的干警也出据了证明材料：1999年9月8日，普陀遣送站送“三无”人员到蚌埠站，一路没有发生意外事故。事实证明：郑义胜确由上海市普陀遣送站收容，但没有被遣送到蚌埠。

　　郑义胜被收容遣送证据确凿！带着上海市两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及相关资料，郑父于2000年8月10日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接诉状后，当即函致上海市高院“认真接谈，依法处理”。当郑父持最高人民法院函来到上海市高院后，上海市高院又将此案转至普陀区法院，并告知郑父回家等候。10月中旬，普陀区法院电话通知郑父到上海，退回诉状，说此案不属他们管辖，要郑父到卢湾区法院（因被告之一，上海市遣送站址坐落在卢湾区）。而卢湾区法院又以本案系上海市高院发回普陀区法院重审案件而不予受理。不得已，10月20日，郑父再上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又当即致函上海市高院“认真接谈，依法处理”。10月23日，郑父再度到上海市高院，接待人员接收了申诉状，同时告知郑父：暂收下有关材料，经审查后决定是否立案，等候通知。

　　当年12月2日，郑父又来到上海市高院，负责本案的李婕法官告诉他：郑义胜已于1999年9月9日遣送到蚌埠，当日由上海遣送到蚌埠的一共有909人，其中就有郑义胜的名字，而且蚌埠站在接收遣送人员后，还在遣送人员花名册上签字并加盖了印章，足以证明郑义胜已被遣送到蚌埠。这位女法官当场向郑父出示了由上海市遣送站提供的蚌埠收容遣送站加盖印章的遣送人员名册。当郑父说蚌埠市收容遣送站先前已出据证明明确上海遣送到蚌埠没有郑义胜的材料时，这位女法官说会给他一个最终答复。她还给郑父留下了联系电话。

　　但令人十分遗憾和不解的是，郑父自回家后，不知打了多少个联系电话，又三次专程来到上海查问时，上海市高院却始终没有一个令人明确的答复。直至2001年9月，上海市高院审判人员在省高院有关人员陪同下，专程来到庐江县，向县政法委和郑父所在乡政府的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正式告知：有关郑义胜被收容遣送下落不明一案，经多方合力查询，仍无任何结果，现期限已超过两周年，可通过司法途径宣告郑义胜“失踪”。如果申诉人愿意接受由上海市高院出面调解，上海市遣送站可以给予一次性赔偿和补偿。但前提条件是：申诉人要撤回申诉状；在没有出现新的事实证明郑义胜下落的情况下，不再坚持要上海遣送站承担郑义胜失踪责任，不再为上海遣送站过失一事向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要求权利。

　　事至此时，郑家为寻找失踪的亲人，自1999年11月始，专程往返蚌埠、上海、北京等地已达三十余次，为调查、取证、上访、上诉四处奔波行程数万公里，耗资已达五万多元，弄得家徒四壁。而在此期间，失踪者的母亲思子心切，一病不起；年轻的妻子怀抱着幼儿终日以泪洗面；整个家庭生活已陷入绝境。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通过地方政府做工作和乡亲们的劝导，郑父只得忍痛表示接受上海市高院的调解。2001年11月2日，经上海市高院调解，上海市遣送站终于承认自己“在管理方面的过失”，正式向郑义胜全家表示道歉，并向其家庭予以一次性赔偿、补偿1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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