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以来，在湖北襄樊市火车站、汽车站、人民广场等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出现了一群5-9岁、操外地口音的8个乞讨幼儿。这些孩子到底是哪里人？他们的家长是谁？为什么他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没去读书？是不是有人强迫他们乞讨？这些问题，引起了本报摄影记者裴红军的关注。去年10下旬，裴红军采访乞儿后，就一直关注着这些乞儿命运。经过两天的乔装采访，裴红军于12月17日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家”。

　　热心记者寻找乞儿

　　经过前几天的观察、探访，裴红军发现，这群孩子操甘肃口音，语言不好懂，很敏感，见人问话就跑，从不与生人搭腔。惟有找到他们在襄樊的“家”，了解到真实情况，才能找到答案。

　　12月16日早上6时30分，裴红军骑着摩托车先后来到市长途汽车站、火车站、人民广场，没有发现孩子们的身影，而以往这个时候，孩子们必定在其中一个地方乞讨。孩子们到哪里去了呢？

　　在汽车站对面、铁路二院附近的一个餐馆里，裴红军发现了4个孩子，他们由一个穿花红棉袄、戴红头巾、30岁左右的妇女(暂且称之为“花红袄”)引着孩子们正在吃清汤。随后，“花红袄”拎着擦鞋的箱子，引着穿着单薄衣服的孩子从火车站出发，经过白鹤水果市场、涵洞、长征路，最后到达人民广场。每个孩子手里都拿着一个红色的塑料小盆，开始向晨练的人们乞讨。“花红袄”随后就不见了踪影。

　　广场成了乞儿的“乐园”

　　早上7时，在人民广场上晨练的人们断断续续地给孩子们块把钱。要到了钱，这些孩子们会高兴地跳起来。不友好的小青年，不但不给钱，有的甚至飞起一脚将孩子踢倒在地。看到这里，裴红军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

　　上午8时许，每个孩子手里，已有了数量不等的现钞。裴红军拿出相机，抓拍了几个孩子追着行人要钱的镜头，并试着问了几次话，但机灵的孩子看看裴红军手中的相机却不回话。裴红军想，要接近他们，必须消除孩子们的戒心，化装一下是否可行呢？于是，裴红军回到家里，放下相机，穿了一件烂外套，把家里黑老头帽套在头上，拎了一个装有废报纸的蛇皮布袋，装作捡破烂的人，再次来人民广场。

　　这天，广场附近的一家超市正在作开业宣传，分发广告的人很多，裴红军装着边捡地上丢弃的广告单，边向几个要钱的孩子靠近。但孩子们很快躲开了，无法接近，问他们的话，不知是听不懂还是什么原因，他们根本不回答。

　　9时40分左右，裴红军发现，在广场西侧，也有一个穿花红棉袄、戴红头巾、30多岁的妇女(暂且称之为“红头巾”)也引着4个孩子，只不过这个妇女没有背擦鞋的工具，背上却背着一个3岁大小的孩子，她也向行人伸手要钱。随后，她也不见了(后来听说，她们都躲在暗处监视乞讨儿)。

　　这8个孩子在广场中心相遇了，也许玩是孩子的天性，他们很快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互相疯了起来。这时，“花红袄”不知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朝岁数大一点的两个孩子一个人打了两巴掌。这两个孩子也没有哭，其他的孩子马上都散开了，又开始乞讨起来……

　　首次跟踪被甩掉

　　经过仔细考虑，裴红军决定把跟踪目标改为“花红袄”。打过孩子之后，“花红袄”不紧不忙地来到王子鞋城对面，找到正在路边擦皮鞋的一个男子，两人在一起说了几句话后，开始朝亚细亚商场方向走，可能是发现被人跟踪，他们走到亚细亚商场时，“花红袄”开始朝后边张望。随后，两人沿着庆德大厦、襄广电台、后街，一直走到煤运码头，并进了码头大门。裴红军以为他们就住在里面，便跟了进去，谁知他们又向左拐了，坐在一个空场子上。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裴红军赶紧向右拐，来到一个建房工地上，等裴红军拐回来时，发现他们已经不见了。唉，跟丢了！12时许，顾不上吃饭的裴红军再次来到人民广场，裴红军想孩子们一定要回家吃饭，只要一吃饭就能发现孩子们的“家”。等裴红军赶到广场，这8个孩子仍在乞讨，没有回家的意思，一直到晚上8点，也没有看见孩子们吃饭。因另有采记任务，裴红军只好撤离了。

　　找到乞儿的“家”

　　第二天上午8时，裴红军再次乔装后来到人民广场，发现8个孩子又来了。裴红军一直站在天桥观察孩子们的动向，整天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

　　晚上6时许，“花红袄”把8个孩子聚拢在天桥下面，训了一通听不懂的话，引着他们在老襄江商场道子口，一人买了一个馒头吃了。然后，“花红袄”引着其中的4个小孩，沿着前一天的路，返回火车站，而剩下的4个孩子，又回到广场，继续乞讨。

　　在火车站中原美食城门前，每一个走出的食客，都是孩子们乞讨的对象，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再一次被一个喝醉酒的男子踢了个仰面朝天。那孩子爬了半天才爬起来，揉揉屁股，又开始向别人讨要。

　　晚上10时许，“花红袄”从中原美食城出来，走到中原市场对面的一个道子里，进了新乐旅社的门。裴红军跟在她后边，发现她进了二楼5号门。裴红军马上折转回去，正准备给中原派出所打电话，却见刚在中原美食门口乞讨的孩子一个个都回来了，好像是曾经训练过似的，他们不一起回来，而是隔一会儿回来一个。过了一会儿，“红头巾”和4个小孩，也一个一个溜了回来。

　　看来，这群乞儿就住在新乐旅社5号房间。中原派出所雷所长立即派两名名民警赶到旅社。

　　敲开5号门一看，屋内乌烟瘴气，满是焦炭味、馊菜味、臭味，呛得人都进不去。而刚才还在外面跑的孩子，转眼间已吃了一碗面糊糊躺下睡觉了。原来，已有两个男人做好了晚饭——面糊糊。裴红军在现场看到小红盆里还沾着面糊糊。

　　裴红军数了一下，屋里共有9个小孩(包括“花头巾”平时背着的那个小孩)，4个大人。4个大人是两对夫妻。屋内放着孩子们白天用来乞讨的红塑料小盆，这些小盆到了晚上就成了孩子们吃饭的碗。屋里两个煤炉子烧着焦炭。

　　10个平方米的房间里，用火砖、烂板子支了5张床，每张床上都是又薄又黑的棉被，13个人都挤在这5张床上。

　　揭开幼儿乞讨真相

　　裴红军看到，这间红瓦房的墙壁黑糊糊的，有的椽子都快掉下来了，一间房子连一个窗户都没有，在这样的房间烧焦炭，随时都有可能中毒。

　　新乐旅社的陈老板说，5号房原本是间仓库，他们拣便宜要租住，每个月的房租是150元，还包水电费。

　　经民警询问，这4个大人交代，他们都是甘肃省岷县小界乡人，没有身份证。惟一能证明他们身份的就是“花红袄”的一张半截结婚证。

　　今年3月份，这帮人从甘肃来到襄樊，先后在董台、肖家台等地租房居住过。由于没有身份证，他们多次被赶。“花红袄”叫姚红，今年30岁，丈夫叫高芳忠，今年33岁，他们有一个男孩8岁，叫高桂杰；“红头巾”叫李小颖，今年33岁，丈夫叫赵建华，今年37岁，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是9岁的女孩，叫赵新敏，一个是李小颖平时背着的3岁小孩。其余6个小孩，有两个分别是两家亲戚的孩子。上街乞讨的孩子中有3个女孩，5个男孩。他们中最大的9岁，最小的5岁。8个孩子一个月可以讨到4000多元。

　　一个叫孙小铜的8岁男孩说，大人每天只给他们吃两顿饭，早上大多是吃前一天晚上吃剩下的面糊。中午不吃饭，晚上要得多的，除一碗面糊外，大人会奖一个鸡蛋，要得少的话就是一碗稀面糊，没有要到的就没有饭吃。大人的孩子也不例外。他们每天可以要到20元钱左右，多的一天可以要到80多元。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每天早上6点钟，他们由大人分开引到流动人口多的地方，一个大人带两个小孩。

　　孩子们都穿的很薄，有的孩子穿了一件薄毛衣毛裤，外加一件外套，孩子们根本就没有过冬的棉衣。

　　办案民警遭遇难题

　　利用幼儿乞讨获利，这种违法行为当然应该加以制止、处理，但这也给办案民警出了一个难题。

　　办案民警说，这么大一群孩子，派出所能把他们怎么样？抓了这4个大人吧，孩子没地方去？这些孩子要吃要住。把他们都送到遣送站吧，遣送站就会向派出所要钱，因派出所经费紧张，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

　　抓不得，关不得，留不得，送不得，这些人如何处理呢？民警说，只好限期让他们自己回去！

　　他们自己会不会回去呢？

　　12月25日，裴红军再次来到新乐旅社，发现这些孩子和大人已没了踪影。

　　是回老家了，还是又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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