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在老地方又见那年轻女人坐在路边的长椅上，逢人就问：“做证吗？身份证、户口本、护照……”

　　“护照也能做？”记者感到震惊，就去和她搭讪。

　　“什么都能做，老板有机器，做出来和真的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月票都是他做的，他每月买一张月票，扫描几百张，每张10块钱卖给我们，售票员查不出来。”“做一本护照多少钱？“得一两万。”“这么贵有人做吗？”“听说老板做过，上午还有人来打听护照里头的章呢，说下午送护照来。”“这要被逮住罪过可大了，干你们这活儿可够危险的。”“可不是，唉。”女人叹了口气，“以前人家让我来干这个，我不敢来，害怕。可家里盖房欠了一万多块钱的账，没办法了，干吧。要不是欠账太多，我家老公说什么也不会让我出来，他还是村干部呢。我原来在家用白线钩出口桌布的花，眼睛都花了，一天才挣两三块钱，哪有干这个来钱。在老家一辈子死了都不知道北京什么样，出来可开了眼，什么都见过了。”瘦女人笑了。“你去过王府井吗？”“没去过，王府井里边好看吗？”“那是北京最热闹的地儿，都是大商场。”“到那儿去看要钱吗？”女人问。“不要钱。你现在每天能挣多少钱？”“平均也就50块钱吧。人家来的早的钱好赚，钱挣得差不多了就不干了。这活儿担风险，一出事就麻烦了。我干3年了，现在干的人多，挣不着钱了。有的活儿能挣钱，我不敢干，上次有个客户介绍来的人，要做50套出国用的毕业证、公证书、存款单，做一套给500块钱，我不敢接这活儿，就带他找老板。别人都说我傻，后来老板给我1000多块钱。听说先做了10套。”“银行存款证明和公证书的纸都有防伪标记，假的有吗？”“有，老板有专门刻章的、做证的、扫描的、排版的，上面盖的各种章全能做。人家老板赚钱多，一个月挣好几千，人家吃饭都是好几个菜，哪像我每天中午就在小饭铺花9毛钱买3个包子，喝点儿面汤。不过万一出了事，老板担的风险也大，得判刑。我们这些拉活儿的，都不敢把东西带在身上，坐公共汽车都先藏座位底下，到这儿也找个地方藏起来，客户来了才拿出来给他。没东西就是被逮着顶多把我遣送，不会关起来。“身上有东西可就麻烦啦。我们两个老乡被逮走了，到现在都没消息。有个便衣拿来两张照片让做毕业证，给那男的一张，给那女的一张，他俩到老板那儿去做，才发现照片一样。那男的跟那女的说他不给做了，让那女的做，实际上他也做了，他把证送去就失踪了。那女的后来和老乡把证送到一个饭店也被铐走了，那老乡回来吓得直哭。”

　　女人指着路边一个慵懒地靠着电线杆子的老女人说：“她也是我们老乡，可倒霉了。她全家都干这活儿，前天下午她大儿媳妇在‘北辰’门口被‘110’逮走了，她一夜都没睡，说儿媳妇头天把棉袄洗了，没穿棉袄夜里准得冻坏了。他儿子今天打听着了，知道媳妇被遣送回徐州了，媳妇身上没钱，他儿子得去徐州交300块钱才能放她。她二儿子因为干这活儿被判了几年，关在南京的监狱。我们有个老乡说认识公安部的人，让她拿4000块钱能把她儿子弄出来。她真相信了，还掏了3个人的火车费，最后钱被骗走了，人也没出来。”

　　一个孕妇走过来，女人悄声对记者说：这就是她儿媳妇的姐姐，前天下午一块儿被逮走的，东西都藏在这姐姐身上。”孕妇走到我们身边，瘦女人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上午10点多。”“东西翻出来了吗？”“我没让翻，，跟公安说怀孕8个多月了要生了，人家没敢动，也没罚钱就把我放了。哎哟，可把我吓坏了！”孕妇狡黠地笑笑。“那你今天还敢出来？记者问。“这两天活儿多，怎么也得把车费挣出来回家过年呀。刚有人让我给做电工证，我先回去了。”孕妇朝车站走去。一个穿黑大衣的胖女人把女人叫到一边，记者看见她打开一本护照，指着里面嘀嘀咕咕。女人说：“你要放心就把它给我，我得回去问老板能做不能做。”

　　胖女人说护照是别人的，不能拿走。女人让她跟着一块儿去找老板。记者表示出极大兴趣，说要问问老板做护照的事。两个女人似乎不愿意让记者跟着，记者对揽活的女人说：“咱们上回不是去你们村见过老板了嘛。”

　　女人说：“那就去吧，别说是我带你去的。”

　　又坐车来到那村，女人先给老板打电话，约好在一家小杂货店见面。一会儿老板来了，但不是那个刻章的人，此人30岁左右，眉清目秀，穿着白衬衫，蓝西装。他拿着护照看了看，说：“这章我能做得八九不离十，这几种颜色的印油我没有，可以配，但不敢保证颜色一样。以前我给人做过韩国护照的章，就一种颜色的好做。”“既然不保险就算了。”胖女人说，“还有个人让我做护照上的小章呢，今天没拿来。”

　　老板指着年轻女人：“你要做让她给我打电话吧。”胖女人和年轻女人约好第二天下午见。(本报记者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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