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幸口述《东南商报》曾祥生整理2002-2-27

　　人物介绍：全国首起电脑犯罪同案疑犯方家幸，因涉嫌非法移民，被加拿大移民局遣返回国。41岁的方家幸系宁波市人，自1988年至1990年间，与堂弟、原交通银行宁波分行会计员方勇(已被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一起，利用电脑疯狂作案，侵吞公款166万余元。1990年，方家幸与方勇先后携巨款潜逃至加拿大。

　　糊涂“亲情”使我滑向深渊

　　快过年了，我静静地坐在宁波市看守所里，向祖国忏悔。11年的噩梦不堪回首。

　　1988年的一天，堂弟方勇突然跑到我家，“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说：“哥哥，你要救救我。”

　　方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声泪俱下地说，前两年他利用电脑划账，贪污了银行的十几万元，这次领导临时决定将他从工商银行调到交通银行，一旦新的会计接账，事情就会败露。

　　见我面有难色，他立刻兜出他的预谋：“哥哥，我要逃到国外去。你不是在广州有朋友吗？帮我联系一下。”

　　我在南方贩服装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翁文斌的，认识几个蛇头。第二天，方勇眉开眼笑地对我说已经搞定了，不用出国了。不过，从那时起我已经有了偷渡的心理准备。

　　为偷渡，沦为贪污犯帮凶

　　1990年6月的一天晚上，方勇找到我说：“银行在怀疑我，不走不行了。”

　　第二天我就飞到广州，找到翁文斌。几天后，翁带着“蛇头”来见我，“蛇头”把各国的情况大体说了一下，最后我选择了加拿大。对方不容置疑地说：“一个人15万元。”

　　方勇知道后兴奋地说：“好，干脆多搞一点钱，一不做，二不休，反正被抓住了也就一条命。”在以后的几天里，方勇发疯了：他通过女友章慧珍的父亲认识慈溪某银行行长，他以“提取现金”并给“好处费”为诱饵，要章父去联络，果然一次就从储户户头上划走69万元，接着双方瓜分。

　　随后方勇又在我一个做水产生意的朋友户头上划去了20万元，给我17万元。这时，我已从方勇策划偷渡的同谋，进而成为他贪污的帮凶。

　　上了去广州的飞机时，我从舷梯上拼命眺望家乡，我知道这一去，就要成为一个在海外漂荡的孤魂，不知还有没有归来的一天。

　　就算坐牢我也要回国

　　胆战心惊踏上偷渡路

　　1990年9月5日，“蛇头”拿来了“护照”，我的身份是出生在台湾的美国人。“蛇头”告诉我，要从武汉出境。飞机从武汉到美国三藩市，而我途经温哥华时就下飞机，算是偷渡成功。这个航班要经香港和韩国汉城转机，“蛇头”说他已安排人在途中护送，叫我们放心，万一有问题他们也会买通海关化险为夷。

　　果然，一上路险象环生。在武汉安检时，方勇与女友章慧珍先进去，我听到武警在问他们：“你们是台湾人，为什么报关时填的都是简化字？”两人居然蒙过关了。

　　在香港转机时，我顺利通过了，而方勇他俩被移民局带走。我想一定是他们心中没底，露出了马脚。去汉城的飞机就要登机了，我只得硬着头皮上去。飞机将要起飞时，所谓的护送人无奈地说：“他们被抓了，恐怕先要坐3个月的牢，再遣送回国。”

　　我就像孤独的游魂，闯进了举目无亲的汉城。出发时根据“蛇头”的安排，为了装成“难民”，身边不能多带钱，因此，方勇只给了我8000美元。而我既不会英语，又不会朝鲜语，如果“蛇头”不再派人来，那我怎么办？我越想越害怕，只得装成哑巴，每天躲在宾馆里，心里满腹怨悔：“方勇啊方勇，你可把我害苦了。”

　　来到“天堂”却绝望

　　到了第七天，“蛇头”的电话终于来了。他只告诉我方勇出了事，我只能一个人去加拿大。我在温哥华一下飞机就被当地移民局带走了。我按照“蛇头”教的，自称受政治迫害，呆不下去逃了出来。说这话时，我良心特别自责。

　　被审查了8个多小时后，我终于被释放了。这时，我口袋里只剩下3000美金了，这在当地是很小的一笔数目。我必须到唐人街找工作。几天后，我被一家中国餐馆勉强收留了。我在那里洗碗打杂，每天干17个钟点，按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每个钟点5加元算，每月起码是2550加元，可老板说定只给我800加元，勉强够我生活。

　　打工时间长，劳动强度也大。我3小时要切相当于整整一头猪或四分之一头牛的分量，而且是冷冻到摄氏零下十几度乃至二十多度的冻肉。双手都失去了知觉，一不小心，就切到自己的手。每天下班，就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头扎到床上不想起来。我的一个工友，实在受不了，就咬牙，把手指给剁了下来。因为他有工卡，“工伤”后就能去领劳工保险金。

　　误交损友惹来无妄灾

　　大约到温哥华后的第二年，我突然接到方勇电话，说他也到了加拿大，在一个叫满地可的城市打工。原来，他在香港被移民局拘捕后吃了官司，最后靠“蛇头”买通才脱了身，再经莫斯科来到加拿大。

　　我问起章慧珍，他说早跟人跑了。不久，我被加拿大警方逮捕了。起因很偶然。有一天，我在喝早茶的时候认识一个广州人，他是温哥华黑社会组织“大全帮”的头儿。他说准备去满地可银行用假支票骗钱。我想看看方勇就跟去了。

　　到了满地可，他们叫我在旅馆等。不多时，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在银行失手了，警察从他们身上搜到旅馆发票，叫我赶快走。我一出旅馆，警车就到了。警察从我的拎包里搜出一张“大全帮”人放的假支票。

　　到警察局后，起先警方认为我是一条“大鱼”，因为他们从互联网上查到了中国警方对我的通缉，怀疑我是黑社会“老大”。我蹲进大牢，等着被起诉。方勇来看我时，我将一肚子的怨悔全倒了出来，又说万一说不明白，我只能将“大全帮”的真相兜出来。

　　堂弟居然陷害我

　　不久律师来了，说警方通过指纹鉴定，证明支票不是我的，但我如果想无罪获释，至少还得等上半年，因为起诉的检察官就要去度假，一去就是半年。律师劝我还是承认那假支票是我的好，这样只需坐一个月的牢。我只好妥协。

　　出狱后，我到温哥华找“大全帮”的人，谁知一见面他们就要杀我。对方说：“你把我们的事全供了，你弟弟专门飞过来告诉我们的。”这话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真不明白方勇为什么要害我？我还了解到，在我坐牢的时候，方勇冒名领走了我的失业救济金。

　　坐牢也要回国去

　　由于有案底，加拿大警方盯上了我，我成了要“随叫随到”的嫌疑人，每天孤独地坐在家里，恐惧而彷徨，真是度日如年。我深深悔恨当初被“血缘亲情”蒙住了眼，以致于像着魔一样跟着方勇去犯罪。

　　人在异国方知祖国的含义。记得那年看中央电视台节目，一曲《常回家看看》唱得我们这些偷渡者的心都碎了，我们还能回家吗？老母亲临终前想见我一面，我都不能尽人子之情。后来家里来电告知，说老人家是耳朵贴着手机希望能听到我的越洋电话而咽气的。

　　我多次想回国来投案，可始终没有勇气。我在打工时遇到了当地妇女Lynn，我们相爱并结了婚。Lynn有两儿两女，他们都很爱我。如今，大女儿已经做了妈妈，我这个身负罪案的外公，以后又如何向小外孙解释我的一生？方勇终于被缉拿归案，我听说后知道自己被遣送回国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Lynn很平静，她默默帮我收拾行李，并把一家人的照片都贴在行李箱的内盖里。我被遣送的那天，她对我说：“你回国好好改造，将来还能申请来加拿大，我们等着你。”

　　Lynn，我记住了你的话。我有罪于祖国，但自己还是中国人，坐牢也要回国去，我必须向祖国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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