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阎永纬 辽宁省庄河市有一男一女，因琐事厮打后各自报案：男称被劫；女告遭奸。不料男报案人“有口难辩”，被拘留、逮捕、交付审判，被宣告无罪释放后，证人又被抓，依法请求赔偿，至今仍无消息；而女报案人却相安无事，未承担任何责任

　　“好男和女斗”组长无奈惹村妇

　　2002年春节前夕。辽宁省庄河市光明山镇。记者顺着颠簸的土路来到了小营村中营屯，在村民栾宝禄简陋的农舍前看到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庄河水能洗刷冤情却难除男人怨恨”；下联是“光明天能明察秋毫却难识女人计谋”；横批：“好男不和女斗”。

　　栾宝禄今年46岁，身材瘦小。如今已经获释10个月，他站在冬日的阳光下眯着小眼睛，神情中哀怜多于愤怒。他说想上告，但连从庄河到大连的路费都没有……

　　他的落魄是从与一个女人的一次厮打开始的。这个女人就是本屯农民白广珍，今年40岁。或许是因为丈夫在城里做建筑施工员的缘故，她的见识比别人多，心气儿也高。

　　2000年7月1日，栾宝禄当上中营屯村民组长。他上任后的要紧事儿是收水电费，全屯一百多户人家他得挨门挨户收。新官上任热情高，7月10日这天，他忙得没顾上吃午饭，下午两点在邻屯村民孙德珍家喝了半杯白酒，之后又来到坝埂上察看稻田放水情况。

　　栾宝禄上任后短短十天里，就与白广珍家摩擦不断：白因邻里院墙阻挡自家房檐水而拒缴水电费，竟获前任组长允许。但栾宝禄不知，上任后照收了她30元，白广珍因此不悦；栾、白两家的水田挨着，为争放水，几天前白与栾的老婆打了起来。为此，栾宝禄还找到村委会主任臧洪国告状(后来得知，臧当时没听清打架的另一方是谁)。这次白广珍没占到便宜，心里自然窝火。

　　7月10日下午太阳西斜时，白广珍去稻田干活，看见了栾宝禄，便直奔坝上索要已交的水电费。这个土坝宽约两米，中间是一条水渠，水渠两边的土埂只能容一人行走。

　　“要钱？不行！我不管前任的事。”栾宝禄拒绝了她的要求，白广珍就伸手抢栾腋下的钱包，于是两人厮打，后滚到坝下。这次白广珍仍没占到便宜，她拾起栾的钱包就跑，并扬言：“我要告你强奸！”

　　“里面是村里的水电费钱……我告你抢劫！”栾宝禄喊道。

　　当时附近有很多人在干活，其中邻屯的小学老教师宁文轩和村民李云义就在不远处，宁文轩因为村委会找他有事正朝坝上走去，刚好看到两人厮打的过程。当地有句顺口溜：光明人，心透亮，斗气后，立马忘。老农民打仗闹火是家常便饭，他也没在意。没想到，不大功夫，白广珍也来到村委会。

　　“强奸俺，管不管？”

　　“什么强奸管不管？”

　　“栾宝禄强奸俺！”

　　“大白天他能强奸？在哪儿强奸？”村委会主任臧洪国一头雾水。

　　“这是强奸吗！”宁文轩看不过，反问。

　　“不是强奸给俺裤衩都撕了？不信俺脱裤子给你看。”

　　“你别脱……要是打架，司法助理员就在这儿，他就能管；要是说强奸，你就得到镇里报案。你得想好了，可别乱说啊。”

　　偏信原告言警察受案疑强奸

　　一个小时后，白广珍来到光明山镇派出所报案：“下午3点，我去自家稻田干活时，村民组长栾宝禄站在坝埂上喊我过去，我上坝埂后他就拽住我的胳膊，他说他有钱，要强奸我，并动手抓我前胸。我不让，他就把我撂倒，扒我的裤子。我反抗，喊救命，拣起他的包就跑。”白广珍还让民警查看了因反抗而在胳膊和后背上留下的印记。

　　而栾宝禄感到包被抢走很没面子，回到屯里就拨打了“110”。光明山派出所接警后将案情上报，庄河市公安局刑警第二天找到栾宝禄：“你为什么拨打‘110’？”

　　“我的收费款被抢走了。下午3时我一个人在本屯田间抽水处等农民抽水放水，白广珍来要收费款。我不给，她就抢我腋下的公文包，我就同她撕扯，但还是被她抢去了。”

　　“附近是否有人在场？”

　　“大约在一百米处有人干活，但不知道是谁。”

　　“白广珍是女人，她抢你就让她抢吗？”

　　“我看她是女的，不能像她那样，她抢走了包我就报案。”

　　“她为什么要抢你的包？”

　　“她向我要已交的收费款。”

　　“多少？”

　　“30元。”

　　“为什么要？”

　　“我也不清楚。”

　　一个案子的两个当事人，都以被害人的身份报案，相互告发对方侵害，如果案件成立，必有一方报假案。

　　疑点集中到栾宝禄身上：本屯人抢劫本屯人？女人抢劫男人？一个上百口人的村民组长会被女人抢劫？“此地无银三百两”！强奸不成反咬女方抢劫，如此拙劣表演实属不老实。

　　在男人眼里女人是弱者，民警认知的天平和感情的砝码本能地偏向弱者，认定此案是强奸(未遂)。

　　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报案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庄河市公安局于7月11日立案，对白广珍身上的“强暴迹象”进行了拍照，并找到两位案发现场证人。

　　村民张宝香是白广珍提供的惟一的现场证人，她证实，“7月10日下午三点，白广珍边跑边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叫人打了’”。村民韩云成证实，“看见一男人和一女子在争吵”，“相互撕扯”。邻屯村民孙德珍证实，栾宝禄7月10日下午两点来收水电费时，“我顺便拿了两个菜，倒了一杯酒给他喝。”

　　有被害人的指控，被害人身上有被撕扯的痕迹，有栾宝禄作案时丢下的钱包，还有证人证言，栾宝禄有口难辩。特别是案发前曾喝酒的证言，对办案人员判断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具有重要影响：酒后起性，临时起意，酒壮色胆，不择场所。因此，庄河市公安局在案发第三天便以涉嫌强奸罪(未遂)将栾宝禄刑事拘留。

　　于是，一起普通的民间纠纷演绎成刑事案件。

　　常理无证据公诉机关也当真

　　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虽然栾宝禄被认定为未遂犯罪，但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非“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栾宝禄到案后，不仅不认罪反而诬陷被害人抢劫，司法机关可以不予以从轻或者减轻的处罚，栾宝禄的牢狱之灾在所难免。

　　刑罚无小事。要做到准确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就需要用证据说话。而此案并非犯罪既遂，不能用检验精液的办法来证明犯罪，第三者的证言就成为查明案件的关键。因此，证人证言再次被核查。

　　张宝香只证明案发后白广珍边跑边哭，自称被打了；另一个现场证人韩云成也只证明，“看见一男人和一女子在争吵”、“相互撕扯”。虽然都未证实栾宝禄强奸白广珍，也未证实在现场听到白广珍的呼救声，但都能证明栾与白厮打过。而栾宝禄刚被抓时像一头犟驴，愣不承认喝过酒，越发令人怀疑其回避“酒后起性，酒壮色胆”。照理栾宝禄报案后应当多提供证人来证明自己才是，但他却没提供一个具体的证人，这也让人怀疑他报抢劫案的真实性。

　　经过二十天的侦查，庄河市公安局于7月31日提请逮捕，庄河市检察院又经过漫长的52天审查，于9月21日批准逮捕，不久案件被移送到检察院。这起案件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

　　栾宝禄在公安局就供述过他与白广珍有矛盾，但不知为何卷宗没有记载，而案子到了检察机关，他的供述才被重视。11月6日，检察院要求补充侦查，查清疑点。或许是栾、白两家发生矛盾的时间太短，未被多数人知道。11月23日，办案人员找前任村民组长钟玉弟和村民孙华，得到的回答是没听说两家有矛盾。即使两家真的没有矛盾，办案机关所掌握的证据充其量只能证明白广珍被栾宝禄打了，但到底是因为拒奸被打还是因为“抢劫”被打，只能依靠其它证据来证明。

　　或许因为女指男奸是常理，而男告女劫太稀奇，办案人宁愿相信前者。12月4日，庄河市检察院仍以强奸罪起诉，认定案情的文字短得不能再短：7月10日下午3时，栾宝禄窜至本屯一个水田的坝埂处，见本屯居民白广珍在田间干活，顿生歹意，便将白骗至坝埂处，欲对其强奸，后因白反抗未得逞。

　　不信此案错“奸犯”获释抓证人

　　一晃栾宝禄被抓走半年，谁也没想到事儿会越来越严重。当律师李相远来调查时，白广珍所提供的证人张宝香急了：“我根本没看见，我不能丧良心。我当时在大河北岸坝上豆地掐豆芯。”村民钟吉国说：“白广珍与栾宝禄的老婆案发前两天在水田打得血乎乎的。”62岁的村民宋淑珍说：“白广珍从大坝东南面水田向栾宝禄站的大坝上走，双方走到一起时就争吵起来，我站在离他们不远的水田里拔草。我听见白与栾为收水费一事争吵，白向栾要钱，栾说条子已开了，不能退。白说她家水沟问题未解决，水电费不能交。两人越争声音越高，厮打起来。”

　　栾宝禄要被判刑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开庭那天，村民宁文轩和李云义主动来到法院出庭作证。

　　法官：“7月10日下午三点多钟，你看到栾宝禄、白广珍在干什么？”

　　宁文轩：“……走到离他们三十多米远时看到他们夺包，后来不知道他们是撕扯还是打得滚到坝底。白广珍把包夺下来往北走了。”

　　法官：“当时听到他们说什么了？”

　　宁文轩：“听双方互相要钱……”

　　法官：“还看到其他人在场吗？”

　　宁文轩：“李云义离那儿有一百多米，他能看到，在南面还有两个人，不知道是谁。”

　　“强奸说”严重受挫，公诉人提出延期审理，补充侦查。2001年12月19日又重新开庭，一周后作出无罪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被告人栾宝禄与被害人白广珍两家为生活琐事素有矛盾。2000年7月10日15时许，双方在本屯坝埂处相遇，被害人因向被告人索要已收取的水电费，致使双方发生争吵，厮打在一起，被害人将被告人的收费包抢走。被告人随后用电话向‘110’报案，称收费钱包被抢。同一时刻，被害人携被告人的钱包到光明山镇派出所报案，称被告人猥亵、侮辱自己，欲行强奸未遂。”

　　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说明白广珍是诬告，但判决所适用的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判决是从程序上而非实体上作出的，在内部被称为“存疑无罪”，如果发现新的证据将继续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所以，当栾宝禄被宣告无罪释放后，侦查机关就以涉嫌伪证罪传讯宁文轩、钟吉国等多位证人，其中多位证人因害怕拘留而改口；而宁文轩坚持证言不改，3月8日他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在侦查伪证罪的同时，庄河市检察院对判决提出抗诉，使这起案件又进入了法律监督程序！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缺少根据的伪证案很快自消自灭，宁文轩在被错误关押了23天后释放。上级检察机关经过复核后认为，抗诉不当要求撤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6月20日裁定准予。至此，这起发生在光明山下的“女告男奸就办”的离奇案件终于叫停。

　　然而，半年过去了，被关押者却未得到任何补偿。为此，60岁老人宁文轩不停地告状，每次往返大连六百多里，虽然至今无结果，但老人仍痴心不改。他对记者说：“我就不信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本来不是那回事儿，这不冤枉人吗？我看见了，你不找我，我作证，是怎么回事儿就怎么说，你就抓我！”

　　而栾宝禄被释放后精神一直萎靡不振。他的村民组长职务早就被人顶替，当年的承包地也荒了，他回家后的口粮都成了问题。回忆那不堪回首的二百多个被拘押的日日夜夜，栾宝禄禁不住潸然泪下，他说他的遭遇足以警醒天下所有男人：“好男不和女斗”，提防被赖。

　　“是否想到国家赔偿？”记者问。“我不敢。”“这是你的权利……”“我害怕。”“怕什么？”“我没钱，请律师的一千多块钱还没还上呢。”

　　信女不信男错在有罪推定上

　　此案的最终结果说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能够保障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既不放纵犯罪，又不冤枉好人；即使出现差错也能纠正：侦查中的错误可以通过审查起诉来纠正，起诉中的错误可以通过审判来纠正……

　　但纵观此案仍不免让人心情沉重。在采访中，宁文轩等三个农民证实，白广珍的丈夫在判决后说，再豁上两年工资把“作证的”弄进去。

　　从此案办理的过程看，前后审理时间长达近一年，批捕就用了五十多天，批捕后又补充侦查，判决后又抗诉，还对法院已经采信的证据进行审查，而且不惜拘留证人来审查。公允地说，这么多司法程序不是某个办案人所能暗箱操作的；办案机关如此“执着”，“徇私枉法”者似乎也没这个胆量。记者认为，此案之所以如此一错再错，主要根源在于办案指导思想上犯了有罪推定的错误。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1996年新修订的刑诉法所增补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随着这个原则的确立，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刑事侦查对象的称谓已由“案犯”变为“犯罪嫌疑人”。

　　然而，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确立的时间很短，在一些办案人员心目中，常常习惯性地将“犯罪嫌疑人”与“案犯”划等号，有罪推定的习惯思维方式也时时露头。于是就可能偏重证明罪过，而轻视法律所赋予的证明无罪的责任。从此案卷宗看，支撑强奸说的证据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办案机关所掌握的证据充其量只能证明两个当事人厮打，至于到底是因遭强奸反抗而厮打，还是因为抢夺钱包而厮打，只能依靠其它证据来证明。但由于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在“女告遭奸”和“男称被劫”两种说法面前，主观臆断，相信前者，造成“女告男奸就办”的局面。

　　按照法律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办案人员必须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由于先入为主，有罪推定，从案情发展看，侦查起诉机关对于收集栾宝禄无罪的证据缺乏积极性，致使事实真相被掩盖。

　　法律还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侦查机关在证人证言被法院采信后，又以涉嫌伪证罪拘留证人，实践证明再次形成错案，而且至今不认错，说明有罪推定思想还相当顽固。如果有罪推定思想不除，此错不改，公民就不敢作证，法律规定的公民作证的权利和义务就无法落实，司法公证就难以保证。

　　古人说，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虽然栾宝禄被无罪释放，但我们没有理由表示丝毫的欣慰。因为与栾宝禄“素有矛盾”的“被害人”，已经通过“报案”达到了目的。

　　记者采访了多位法律工作者，他们认为，此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十分清楚，即白广珍诬告栾宝禄。虽然判决是从程序上作出的，但法律事实已经明了，有关机关应当从法律和正义出发，追究诬告者的责任，进行错案追究，为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画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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