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谁都愿意在家过个年。然而对于巨鹿县张王疃乡大孟庄村民孙占标而言,今年春节却不得不躺在省武警总队医院的病房里。腊月十九那天,他因为精神错乱,被家人送了进来,至今尚未康复。

　　其实这本是一件简单的假种子纠纷,因为有律师和据称是北京某国家级杂志“记者”的掺和,却越变越复杂。日前,孙占标的父亲孙志考与老伴儿一同愁容满面地来到报社,向记者叙述了孙占标因为种植假抗虫棉而引起的经济纠纷,尤其是当与经销者达成赔偿协议后,所赔偿的部分损失却被律师和“记者”以劳务费名义拿走了大部分的事实。为探个究竟,2月28日,记者赶赴巨鹿县进行采访。

　　土肥站经销了假棉种

　　孙志考投诉说,儿子孙占标播种的抗虫棉种33B是2001年3月18日从巨鹿县农业局土肥站购进的,因为土肥站是涉农部门,且售种时发有《巨鹿县农业局承诺卡》,承诺“保证质量、指导技术、若有假冒、承担损失”,“承诺卡”上盖有巨鹿县农业局土肥站的公章,因此孙占标对种子的真实性没有丝毫怀疑。2001年,孙占标承包了巨鹿县大孟庄村160亩土地,其中98亩播种了从土肥站购买的120公斤抗虫棉种子。然而,等到棉花长起来后才发现,这批种子是假冒伪劣产品,棉花并不抗虫,因此造成严重减产。孙志考说,秋后粗略统计,每亩棉花只产了50公斤左右籽棉,按每亩减产200公斤,每公斤3元计算,共造成损失58800元,目前县农业局已赔偿18200元。

　　孙占标是大孟庄村不太富裕的农户。据知情人介绍,他的脾气有些古怪,为人处事不很随和。但这样的秉性并不影响他种地的积极性。为了承包村里的160亩地,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变卖了一处宅院、两块宅基地、20只绵羊,发誓说“一定要种出点样子来”。然而,承包伊始,就摊上这档子倒霉事儿,巨大的经济损失使他精神上大受刺激,在当地经过一段时间的简单治疗不见好转后,2002年1月,孙占标住进了省武警总队医院,时至今日,仍在接受治疗。

　　在巨鹿县政府办公室农业科,办公室副主任崔国生向记者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他说,经销棉种是县农业局土肥站站长李金灿、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魏德印两人的个人行为,他们是受邢台市农业局棉办肖荣彬科长的委托,在巨鹿县共销售了1680公斤棉种。农业局对此事并不知情,直到有农民投诉,才得知此事。县农业局种子检验站站长赵少华说,两位当事人都是有20多年工龄的老同志,是局里的技术骨干。他们也是想为老百姓办点好事,而且是上级主管部门推广的种子,根本就没想到会有问题。据了解,这批种子是邢台市棉办从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购入的,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三级经手人都是个人行为。

　　事件发生后,巨鹿县政府、农业局都非常重视,及时派出技术干部对农民进行指导,将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因此大部分农民的损失都在预产的30%以内。2001年七八月间,他们还以农业局的名义对所有购买种子的农民进行了补偿,标准是每公斤棉种60元(购种时为35元)。同时,农业局对当事人李金灿、魏德印从经济上进行了罚款,每人1万元,农民损失也由该二人承担。县纪委经过研究,给予两人党内警告处分。

　　由于孙占标种植面积大,后期管理也没跟上,因此损失远远无法弥补。2001年10月,孙占标向县法院起诉,状告县农业局,后因无力缴纳诉讼费,法院按撤诉处理。在律师的努力下,双方达成协议,以“家庭困难照顾”的名义,由巨鹿县农业局土肥站(实际为李金灿、魏德印个人)“照顾”孙占标2.1万元,当日给付1.1万元,剩余1万元15日内付清。

　　我只拿到了2000元!

　　按理说,达成这样的协议,虽然说并不能找回所有的损失,但孙氏父子仍然感觉也算差强人意。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李金灿等二人当天给付的1.1万元中,孙志考只拿到了2000元。孙占标聘请的巨鹿县杭天律师事务所主任申某告诉孙志考,“所扣的9000元中2000元是律师代理费,其余7000元是记者要的,给了他们了。”

　　申律师所说的“记者”,就是北京某国家级杂志社的贾振峰、杨喜发。他们是受申某之邀,专程到巨鹿县采访、调解假棉种纠纷的。

　　据孙志考介绍,当初儿子执意要通过起诉讨回公道,便聘请了申某为他的全权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聘请之初,孙占标已经给了申某2000元作为代理费用。由于无法缴纳6000元的诉讼费,尽管申某通过关系申请了缓交,但法院在开过两次庭之后仍然按撤诉进行了处理。在开庭期间,申律师又向孙占标要了1000元,作为活动经费。孙占标实在无力拿出,只得卖了一部分棉花凑足了这1000元。而此时,孙占标近百亩地里长得为数不多的棉花已大多被雇工们摘走抵顶了工钱。

　　记者2月2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来到巨鹿县司法局,杭天律师事务所就在司法局一楼办公。因申律师未在,记者来到司法局局长办公室,见到了该局高彦铎局长。高局长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将认真调查此事,给记者一个答复。他请记者先办其他事情,由他联系申律师。记者于是先后到县农业局、大孟庄村了解了一些情况,下午5时左右再次回到司法局。然而高局长告诉记者说申律师有业务去了邯郸。记者请他再与申律师联系,然而申律师的手机一直关机,直到记者3月1日离开巨鹿时,仍然无法取得联系。

　　由于与申律师无法联系,3月2日,记者只好直接与贾振峰、杨喜发取得了联系。

　　贾振峰、杨喜发对记者如何取得了他们的手机号码甚为关心,而对记者提出的“你们是否拿了7000元”这个问题却顾左右而言他。这位杨记者甚至提起了本报一位记者的名字,然后说“咱们都是搞新闻的,一说还很熟呢。”记者问他:“难道我们搞新闻的,每当替老百姓办点事,就该向老百姓索要报酬吗?”这位杨记者吞吞吐吐地说:“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为这个事儿先后跑巨鹿,去邢台,也费了很大劲。”记者执意问他是否拿了7000元钱,不要对这个问题回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拿”,随即又补充说:“都是律师安排的。”

　　农业局订了150份杂志

　　巨鹿县农业局只有37名职工,这次假种子事件也使该局蒙受了巨大经济和名誉损失。就在今年1月17日,也就是农业局与孙志考父子达成“照顾协议”的当天下午,农业局局长王保英亲手将28800元的杂志款交到了贾振峰手里,订阅了150份某杂志。

　　“不订不行啊!”说起这事,当时在场的农业局工会主席、种子检验站站长赵少华一脸的无奈,“那两个记者说了,下午5点之前如果不把钱送来,就把此事在他们的杂志上曝光。”老赵说,因为这事儿发生在农业局,一旦此事见诸杂志,将会给整个巨鹿县抹黑。迫于这种压力,农业局只好答应了这两位记者的要求。

　　“为什么订这么多呢?你们一共才三四十人啊,人手一份不行吗?”记者问。

　　“不行啊!”老赵说,当时局长也是向他们这么说的,但对方说太少了,至少要订150份,还得交现金。如果不付现金,至少要订300份。“没办法,王局长通过各种关系借钱,总算凑足了这部分杂志款,在17日下午4点多送到了他们手里。”说这话时,老赵拿出了一份名为《“假种子”竟然来自于为农服务单位》的打印稿,说:“这就是他们当时出示的稿子,如果不订杂志,他们就将这篇稿发表。”记者注意到,在这篇稿件的结尾,该文作者写道:

　　“在该事件中记者认为农业局作为行政执法单位,本以检查假化肥、假种子、假农药,以为农民服务为主,却不按国家规定,购进销售无标签、无包装的7吨棉花种子(指全邢台市————本报记者注),致使给种植户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7吨种子足以种植7000多亩棉花,按每亩产600斤皮棉(应为籽棉———本报记者注),每斤皮棉(应为籽棉————本报记者注)1.5元计算,7000亩共收入63万元,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金额。记者以为这惨剧本不应该发生。但发生了绝对不是偶然,在这里有个人的利益因素,以及农业局领导的失职因素,总之记者认为‘在这个单位绝对没有贯彻落实好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及七一讲话精神’。”

　　这篇文章的最后署名“某杂志记者杨喜发、贾振峰”。正是这最后上纲上线的结论,让巨鹿县农业局以及邢台市农业局领导和县市两级政府领导如坐针毡。据记者侧面了解,在让县农业局订阅杂志之前,贾振峰、杨喜发曾向该县主管农业的赵子庆副县长提出了订阅1000份杂志的要求,被赵县长婉拒。

　　在王保英局长办公室,记者见到了邮来的第一期杂志。这些杂志被分成大小三个包裹,尚未开封。问及如何处理这些杂志,王局长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准备让李金灿、魏德印两人卖了它!”

　　真相在人们的良心中

　　记者的写稿过程总被一些电话所打断,这些亲朋好友的电话无非是说这篇稿件所涉及的都是朋友。然而,当记者问:你觉得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应当的吗?这些人都沉默半晌,挂断了电话。

　　2月28日,记者在巨鹿采访时了解到,县农业局曾对这两位记者的身份表示怀疑,并打电话到北京总部询问,得到的结果是这两人是该杂志聘请的工作人员。

　　3月3日,孙志考与老伴儿再次来到报社,他说,这些人比棉铃虫都狠啊!然后他问记者即使棉花的损失赔偿了,儿子由此造成的精神伤害应该怎么办?

　　3月3日下午,贾振峰、杨喜发与申律师先后来到报社。贾振峰、杨喜发说,7000元是申律师要求在某杂志登广告的钱。之后,贾振峰、杨喜发当面退还申律师7000元,请他转交孙占标家人。申律师打了收条。

　　3月3日晚,记者再次与某杂志总部人员取得联系,通报了有关情况。总部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表示贾振峰、杨喜发两人是他们聘请的非正式工作人员,没有采访资格,其行为严重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总部将立即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把“害群之马”清理出新闻队伍。同时,总部将专程派人赴巨鹿慰问受到伤害的孙占标父母。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本报记者 徐东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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