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之途路漫漫

　　当年天津支边青年赴云南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天津出发，经北京南下，走四天四夜，抵达贵州的安顺车站（当时昆明尚未通火车），然后再换乘汽车，走三天，进入云南东部城市沾益，再换乘火车走一天到达昆明，从昆明乘一天窄轨小火车到开远，再从开远乘汽车到达目的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前后历时十天半。

　　这使人想起一百多年前悲壮的“赶大营”。

　　设想一下，数千名十四五岁的孩子离开父母赶十天的路，他们稚嫩的心灵承受着怎样的压力？老支边青年们对记者回忆说，有一个孩子刚离开天津就因为太想家而疯了，被送回天津；还有一个因为想家中途精神崩溃，从火车窗跳下，被轧断了双腿。

　　魂牵梦系是乡心

　　天津支边青年赴云南36年，风雨如晦岁月倏忽。对家乡的眷恋与思念，是他们每个人魂牵梦系萦念心头的深深情结。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的思念：

　　有一位从天津来的青年，从踏上云南那天，就一直订阅着天津的报纸，36年未间断过。他甚至连消闲杂志都订天津出版的。我们在文山州中国银行退休干部夏鸣远的家里看到了他与他的家乡报纸。“刚一来时只订阅《天津日报》；后来《今晚报》复刊，我又增订了《今晚报》。《八小时以外》创刊，我也订了一份。”夏鸣远对记者说，一些旧报纸他已陆续卖废品了，而惟独将1999年《今晚报》“津沽百年”一百版当作珍贵的物品好好保存了起来。

　　在文山州砚山县医院工作的天津青年梁之渭1999年回了一趟天津。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花3元钱买了一份《天津地图》。第二天，他按地图出来转天津城。他避开上下班高峰，带着地图出门乘921、922等大公交车，从这头坐到那头，坐完一个路线再换一个路线。司机好奇怪，问他：“您到底想去哪儿？”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是跟着车转天津。”

　　来自天津塘沽五中，现在文山锡冶炼厂工作的段月正，给女儿起的名字叫“段志津”，意思是“立志回天津”。他从女儿刚一上小学就经常叮嘱她：“好好上学，将来高考考南开大学。”平常没事儿就问：“津津，长大到哪儿上大学？”女儿回答：“上南开。”女儿的脑海里只有“南开”两个字。女儿学习很努力，但上中学后患了上颌窦炎，去年高考分不够上南开大学。段月正一跺脚说，分数不够上南开，其他大学也不上了，索性在家补习一年，明年接着考，考不上再复读，一定要考回天津上大学。目前女儿正在努力补习功课，争取今年再考出好成绩。据昆明《都市时报》一位记者介绍，许多从天津来到云南支边的青年都让他们的孩子的名字中带有一个“津”字。她的一个邻居是天津人，后调到昆明工作，将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取名“津津”，另一个取名“明明”。

　　心望故乡欲断魂

　　在文山州西畴县天津青年侯利望家中记者看到：一间破旧的土坯房中，没有一件家具，没有一件家用电器，但却摆着对他来说应属特高消费品的一部电话。侯利望的妻子对记者说，侯利望双目失明，已成残疾，惟一的精神寄托就是通过电话与天津家联系。侯利望到云南以后，只是在1973年结婚时带着新婚妻子回过一次家。以前西畴县还有天津青年时，每逢他们探亲回来，侯利望总是请他们讲一讲天津的见闻。现在这里的天津人都已走光，只剩下他一人，他再也听不到一丝一毫有关天津的信息，只有每天向隅而坐，心驰念远，在孤独与岑寂中，在云贵高原的大山中去嗅闻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

　　在广南县工作的天津青年刘允海，患有高血压疾病，但他坚持要独自一人乘火车回天津探亲。中途在郑州换车时，他走出车站想买点儿东西吃，突然一阵晕眩，摔倒在地不省人事。没有人过来管他，他这一倒就是三天三夜。当一位好心人发现他时，他的脸上已经爬满了蚂蚁！这位好心人摸了摸他还有气，就通过他身上的证件与他在云南的家属取得联系，将他送回云南。经救治，他脱离了危险，但已是中风后遗症，永远不能再行走。回津探亲成了他的不归之路、断魂之路。奇怪的是，当记者来看望他，问起他是在什么时候来云南时，他居然能够清楚快速地回答说：“1966年2月17日1点18分。”

　　其实，记者在文山见到的每一个天津人，第一句话都是：“我是在1966年2月17日1点18分上的火车。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时刻。”从天津市河东区二中来到云南，在文山州邱北县粮食局工作的孙秀桂对记者说，她从来到云南至今，所有的存折、存单等等需要用密码的，她一律用的是“217”。他们将离开天津的日子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重要！

　　令记者永远难以忘记的是：当双目失明的天津支边青年侯利望痴痴地蹲坐在他那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堂屋的火塘边抽着一元钱一盒的香烟，一听到本报记者用天津话对他说“我们从天津来看望你来了”时，他那欣喜过望的神情，和慌促中摸索着向记者伸出的手，并咧开他只剩下一个牙齿的嘴开心而惬意地笑着说：“我可是多少年没听到咱天津话啦！”

　　本报记者赴云南文山州寻访天津支边老知青的消息在云南传开以后，许多其他地区的支边青年将电话打到与本报联手举办这次活动的昆明都市时报社。都市时报记者在通知正在文山州采访的本报记者的同时，曾先期前往看望这些老支边青年，但当这些支边青年一看不是来自天津的记者，顿时显出失望的神色，说：“我们更希望见一见来自天津的记者。”

　　多么刻骨铭心的思乡情结！多么执着顽强的眷眷乡魂！支边青年们对记者说，36年来，他们手中的积蓄都铺在回天津的路上了。开始时他们大多数人没坐卧铺，更没坐过飞机。为了省钱，在昆明等乘火车时夜里住到浴池里。浴池得晚上11时才能入住，一帮人就守着行李坐在马路边上。有一次在武汉换车时，一个支边青年的钱包被偷，里面的车票、全国粮票、布票和钱全都丢失了，他急得直哭。幸亏同行的天津人多，大家凑钱帮他回的家。

　　从天津河东区唐口二中赴云南的赵和春，目前已从文山州糖烟酒公司下岗，靠当搬运工每月拿600元，他的妻子工资200元。孩子在云南财贸经济学院上大学，学费是靠贷款交的。他每个月要给孩子400元当生活学习费用。他有十多年未回天津了，很想回天津看看，但是他实在舍不得。他说：“我省一趟回天津的路费，就有了我儿子一个学期的学费。”

　　“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支边青年段月正对记者说，如今他们都已经老了，大多数退休或下岗，不知为什么想回天津看看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他们从十四五岁就参加工作，无专长无学历，因此收入都不高，子女上学又要用钱，要想回家就更难了。回首仰望家乡，云天渺茫天各一方。电视里一播放《常回家看看》这首歌，他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本报记者 赵胶东 杨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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