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负责采访“马忠义事件”的本报女记者在谈到这个案件时，流露出让人难以理解的“轻松”表情。她说，她接触过不少犯罪嫌疑人，经常为他们感到惋惜，但在与马忠义深聊之后，却一点没有惋惜的心情，反而为被拘押的马忠义庆幸。她指的是，如果马忠义没有用这种滑稽剧的方式“犯事”，他早晚有一天会出大事，那时候，受害的将不会只有马忠义一个人。

　　大学生马忠义认真策划和实施了他的犯罪行为，但在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却又始终像是在进行一场“行为艺术”。他不仅与自己的犯罪目标、几个女大学生促膝谈天，还帮助她们打报警电话，他的犯罪行为带有非常明显的非罪恶倾向，以至于让人感到啼笑皆非。但是，在笑过之后，马忠义事件的苦涩之处也暴露了出来：如果整个犯罪过程有一个环节出现变故，就有可能演变成令人痛心的悲剧。在滑稽剧和悲剧之间，只有一段非常脆弱的、带有极大偶然性的距离。马忠义完全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那几个幸运的女大学生也完全可能成为牺牲品。

　　按照马忠义的供述，他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解脱自己。在个人兴趣、母亲的要求和学校功课的压力之间，有一个无法跨越的沟壑，让生性内向的马忠义感到绝望。他没有能力摆脱这个困境，也找不到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他试过自杀，想过“杀人垫背”，最终实施了一场动机模糊的犯罪，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沉重的精神负担卸下去，让司法机构和整个社会来处置他的未来。在警察将他带离犯罪现场的时候，他感到了“真正的轻松”。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为马忠义设计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要想跨校转专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他错报志愿的那一天起，他就与自己喜爱的学业彻底无缘了。那么退学怎么样呢？看上去似乎可行，但那样做势必会伤害母亲的心，辜负了殷殷母爱——在孝道还是一种主流价值的中国社会，伤害母亲是无法被原谅和自我原谅的。最后似乎只剩下向学校和社会寻求帮助这条路了，马忠义也去做过心理咨询，但第一次听到的是根本不管用的大道理，第二次是被转交到社会医院，而他的主治大夫甚至想不起来有他这么个病人，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无法为马忠义找到正确的道路，是我们的尴尬之处。求助无门的马忠义最后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解脱，而且实施得很“成功”，从中不难看出我们社会缺乏心理救助的资源，而一些犯罪行为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是这个案件中最让人感到沉重的地方。

　　大学生被誉为“骄子”，但骄子中却不断爆出因心理失衡而酿成的悲剧事件。除了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之外，我们的学校和教育部门是不是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避免更多的刘海洋、马忠义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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