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关于东莞打工青年犯罪状况的报告，心里很沉重。有关调查人员发 现，东莞打工青年中，因恋爱纠纷、感情纠纷引发的犯罪，在所有刑事犯罪 中高居首位。这个“打工族”———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弱 势群体，没有更多地把他们潜在的暴力倾向施与城市的强势阶层，却施与自 己群体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个事实，我没有因为他们又一次被证明不是城市 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感到丝毫庆幸，相反，我为他们内部成员的自相残 杀而感到悲伤，更为一切弱势群体的相似命运而唏嘘。

　　不要为分析他们的犯罪动机而找那些肤浅的理由，也不要去剖析他们的 灵魂。他们和我们原本一样。他们所受教育的水平，他们的理性程度，都不 构成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小社会，却没有融入城市这个 大社会。他们的生活空间被压缩了，甚至这个空间比他们的家乡还要窄小。 在打工族中间，也没有他们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少数一些 老乡中间，就连这些老乡也如漂萍，行踪无定。他们出卖苦力所挣得的微薄 收入还要汇到家乡，为娶媳妇盖房作积累；他们没有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资 本。就是在这种受到挤压的生活空间里，产生了他们的犯罪。

　　人是典型的社会性动物。各种缘分把人们联结在一起，构成了社会。可 是，打工族的社会在哪里？说血缘，他们离开了父母和家族，也离开了家规 ，血缘纽带不那么牢靠了；说业缘，他们只是产生利润的条件，哪里能得到 工作的快乐？又何以形成稳定、发展和进取的分工协作关系？再说同趣之缘 ，他们怎么能进入城市中产阶级的各种俱乐部？连俱乐部的门向哪里开着他 们都不知道！最后说情缘，他们怎么能从广泛的社交中领受缤纷杂呈的异性 风采，来铸就他们坐怀不乱的绅士风度？一份爱情，对他们来说是经济学中 的最高度的稀缺品，他们有必要为这种稀缺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想 一想，我们的这些打工朋友，您能说他们是标准的“社会人”吗？我们城里 人要扪心自问：他们的社会在哪里？

　　我再说一遍，不要拷问他们的灵魂。兴许我们中的哪一个就有过与他们 类似的经历，也体验过与他们一样的绝望心情。当年的“插队知识青年”， 如果他们没有上海、北京青年那样被大规模投放的幸运，而被小股安插在山 村里，他们的社会生活也一样被剥夺了。

　　我无意为农民打工者中的罪犯辩护。写下上面的话是想让人们清楚，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体制应该对他们的行为承担一份责任。几十年来，我们发 育了一种从上到下进行控制的“单位社会”，万千单位，系于一线。这种结 构产生了稳定，但也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障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无数城里 人走出了“单位”，使无数农民走出了山村社区，上下一条线的控制对他们 减弱了，可是他们之间的横向联系的社会结构却远没有被创造出来；甚至还 有种种不合时宜的制度在影响着横向社会结构的发育。这种转轨中的社会机 理的裂痕，正是一部分犯罪的温床。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要再想着诸 如用工厂老板的“思想工作”这样的手段来防止犯罪，也不要想着一味用扩 充警力的办法来制止犯罪，我们要从基础工作开始，一步一步地改造我们的 社会结构，不仅让农民工，还要让一切弱势群体，都融入我们的主流社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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