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30日下午，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席王派出所民警张永茹正在值班，一青年男子走了进来，神态忸怩，几番欲言又止。

　　“你有啥事情？”张永茹问道。

　　“同志，我来报案。”男青年嗫嚅了好半天才开口说话。

　　“报啥案？”张永茹拿起笔准备记录。

　　“我偷人家了。”

　　“偷？”张永茹一听感到非常惊奇，说：“那你不应该是报案，而是投案才对呀！”

　　“不是，我来既是投案，也是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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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由此引出———

　　夜偷香菇遭群殴

　　这个既报案又投案的男青年名叫彭文军，四川省彭溪县人。3年前，他和妻子带着孩子来到西安，在灞桥区席王街道办南牛寺村租了一块地，靠种平菇过日子。他的邻居是姐姐与姐夫姜雄等几个四川老乡，他的西面，隔着一条马路的田里是几名浙江人的香菇大棚，周围修着篱笆墙，简陋的柴门大白天也上着锁，大棚的北面是陇海铁路，西面是浐河。种香菇的浙江人苏益平对记者说，这地方很偏僻，经常丢东西。

　　经常丢东西的一个注释是：2001年11月28日凌晨，苏益平曾与自己的同乡在香菇棚里抓住过一个贼，这个贼就是邻居彭文军。不过当事人苏益平和彭文军都没有想到，这个很普通的盗窃案最终的结果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彭文军后来向席王派出所是这样交代的，冬香菇非常好吃，春节快到了，他就想搞一点儿晒干带回四川老家。于是他和一名同伙就对苏益平的香菇棚下手了。苏益平说，当天夜里，他在窝棚里听到外面有声响，就起来查看，在香菇棚的西头，他看到里面有灯光在晃动，他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地给自己的几位老乡通知了这一情况，等彭文军觉察自己被发现时，已经被10名浙江人包围了，他没有反抗，蹲在香菇棚内束手就擒，而他的同伙却将香菇棚的塑料布撕破钻出逃走，至今没有消息。

　　席王派出所民警张永茹说，根据他们后来的调查，苏益平等人将彭文军抓住后，先打了几下，然后拖到苏的窝棚里，舒竹军、朱永乐、李寿法、杨天峰等4人手持木棒对彭文军进行殴打，其他人在旁边也大声喝骂，间或踢上一脚。彭文军的背部、大腿后侧均有伤，臀部尤其伤得厉害。

　　香菇棚内的喧嚷声和彭文军的哭嚎声惊动了彭的姐姐和姐夫姜雄，夫妻俩赶紧跑过去看。据姜雄说，当着他们夫妻的面，对方还打了彭文军，并将彭文军扔上三轮车，吵吵着要送进派出所。彭文军被打得实在受不了，更害怕被送进派出所，就哀求姐姐、姐夫给他解决这件事，姜雄问舒竹军：“你们看怎么办才好？”舒竹军当时就说，拿3000元钱吧！姜雄夫妇着手开始筹钱。据姜雄说，筹钱期间，浙江人还在不断打彭文军。3000元钱很快就拿来了。可舒竹军、朱永乐等商量了一下，觉得3000元钱不够，要求再拿2000元。这一次，姜雄给了对方1900元。11月28日早晨，彭文军终于被放了。

　　小偷接连被敲诈

　　那4900元钱在舒竹军、朱永乐等人的主持下，分成三部分：10个人每人先拿370元。因舒竹军原来丢失了手机和裤子等物，就从剩下的1200元钱中予以补偿，舒一共拿了770元钱，李照堂家的狗丢了，也作价50元予以补偿，其他人等也作了相应补偿。最后剩下的50元钱买了一条香烟，10个人每人一盒分掉。

　　如果此事就此打住，无论合法与否，双方既然都没有异议，事情也许就过去了。之所以生出后面的许多事，现在有人认为是由于那个叫杨天峰的人“心太重了，想多要钱”。杨天峰是陕西柞水县人，也在南牛寺村种植香菇。相对那几个浙江人来说，他算是“土著”，在西安人头熟，就因为这个，他想从彭文军那里多要几个钱。11月28日上午，杨天峰和几名朋友谈了这件事，晚上就来到彭文军家要彭再掏5000元钱给他，第二天又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要到钱，还打了彭文军。

　　彭文军此时很矛盾，再拿出5000元钱，他确实没这个能力，可不拿就得挨打。姐姐、姐夫也给他出主意，与其这样无休止地被敲诈，还不如痛痛快快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权衡了两天后，彭文军于11月30日下午走进了派出所，遂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民警张永茹初步了解后认为案情严重，按有关规定，敲诈500元就可以立刑事案，就和另外一名同事前去香菇棚带人。此时的舒竹军等人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彭文军在司法活动中的身份已经倒置。

　　10个人全部带到派出所，舒竹军、杨天峰等人很痛快地交待了事情的经过，与彭文军所讲的基本一致。当晚，他们被留置，第二天被刑事拘留，送往公安灞桥分局看守所关押。直到此时，一直理直气壮的舒竹军、杨天峰等人才开始心里发毛，看来，自己真的犯法了！？

　　12月2日，办案人员提审了舒竹军等人。负责此案的民警张永茹回忆说：“刚把他们带到派出所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法，让他们把敲诈的4900元钱退还彭文军还都不肯。我们说你们本是受害者，但是由于处理问题的程序不对，也违犯了法律。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直到在看守所关了一夜，思想才有所触动。提审时，他们说，在看守所里一夜没有睡觉，与家人见不上面，非常想家，对自己敲诈的行为也有所认识。到第二次提审时，他们就表现出很大的悔恨和对自由的向往。”

　　伤害小偷的4人被逮捕

　　公安灞桥分局经过慎重分析讨论，于今年1月对该案作出如下处理：杨天峰、舒竹军、朱永乐、李寿法4人涉嫌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并报请检察机关逮捕；李照堂等5人被行政拘留7日；苏益平因为系盗窃案的受害者被处以200元罚款。至于彭文军，公安机关认定其盗窃的香菇价值300余元，决定对其行政拘留5日，现均已执行完毕。

　　3月7日，杨天峰等4人被灞桥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他们所经营的香菇棚因缺少劳力陷入窘境。种植香菇是一项非常麻烦的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香菇棚大多都是夫妻两人共同合作，现在男人们坐牢了，女人们越发艰辛，她们不会开“蹦蹦车”，每天只能靠其他老乡帮忙将香菇送往蔬菜批发市场，她们对付不了菜市场的“偷菜贼”，经常丢香菇。李寿法的妻子朱巧莲从早忙到黑，经常顾不上4岁的女儿，差点儿出了车祸。

　　偷香菇的彭文军也没有想到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警方对杨天峰等人的处理会这么重，他担心对方过后找自己的麻烦，就于3月初卖掉自己的平菇棚，带着老婆孩子离开西安，回老家去了。

　　此案的特殊性引起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3月24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对此案进行了报道。

　　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令涉及该案的每一个人深思，派出所民警张永茹说，他接触这个案后也想了很多。他说自己办理这个案子，坚持“一是一，二是二”的原则。该事件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案子，一是彭文军的盗窃案，一是杨天峰等人的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案。彭文军盗窃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公安机关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杨天峰等人触犯了刑法，应当予以刑事拘留。

　　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北京的法律专家谈道，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实行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此案中，杨天峰等人为了“补偿自己的损失”，采取了威胁、殴打的办法，要彭文军掏5000元钱，特别是最后1900元钱，完全是在杨天峰等人威胁下得到的，按照有关规定，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一位法律研究者谈道，在此案中，杨天峰等人威胁彭文军，如果不掏钱就将其送进派出所，这个威胁的内容并不违法，因为向公安机关告发违法分子是受保护的，但是一旦以谋求利益为目的就构成敲诈勒索了。何况，杨天峰等人已经实施了一定的殴打行为，对彭文军造成心理恐惧，导致彭文军“拿钱消灾”。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令人深思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从法律的意义上总结这件事。现在四川开车为生的彭文军昨日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他去派出所报案，是因为被对方骚扰得实在受不了了，想借助派出所的力量“把对方教育一下”，再不要来找自己的麻烦，万万没想到会把杨天峰等人逮捕了。他还向姐夫打听案件的处理情况，希望不要对他们处理太重，免得双方的冤仇越结越深。

　　彭文军的姐夫姜雄在事情结束后，总结了一句话：“彭文军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杨天峰他们也应该讲一点儿人情，现在的结果也是他们咎由自取。”姜雄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彭文军打也挨了，钱也掏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杨天峰“不讲人情”，依然不罢休还要敲诈，最终自己也进了局子，是“咎由自取”。

　　昨日下午，记者在看守所见到了李寿法，他对自己已经违法这个事实还是感到不理解。他说他非常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妻子现在受了不少苦，他一想起来就想哭。李寿法的妻子朱巧莲对处理结果更是不服，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是冤枉的，因为他们的香菇被偷了，是受害者，他们不过讨回自己的损失，彭文军挨打因为他是“小偷”，结果却是自己的丈夫坐了牢，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

　　他们都用脱离诉讼程序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法律在他们眼中不是首先的考虑，而是万般无奈下的选择。

　　如果当事双方的冲突比较严重，这种不借助司法机关解决的思维引发的问题将是血淋淋的。2002年3月10日下午，周至县侯家村乡凉水泉村村民李小栋趁该村举行庙会之际，持刀向村民索要钱财供其吸毒，村民不答应，李小栋便持刀追人殴打，被激怒的村民们在街道上用木棒、石块、砖块等“教训”他，李小栋当场被打死。随后，凉水泉村7组、8组上百村民集体前往周至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再往前看看，1997年11月16日凌晨3时许，长安县灵沼乡柳村一村民发现两名窃贼正在翻邻家东西，村民们闻讯赶来将两贼堵住围打，混乱中一贼逃脱，另一贼被当场打昏。村民们将其用凉水浇醒后继续围殴致其死亡。案发后，涉嫌打死窃贼的数名村民被长安县公安局依法刑拘。

　　2001年5月10日凌晨，华县4农民流窜到大荔县马家洼村偷羊时被发现，近百村民对4小偷围追堵截，最终逮住1人。群情激奋的村民群殴小偷。民警赶到时，小偷已奄奄一息，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涉嫌打死小偷的4村民被警方刑拘。

　　案件是血淋淋的，教训是深刻的！本报记者贾学伟

　　法制社会拒绝暴力复仇

　　法制社会中，对某一社会成员进行惩罚的正当根据至少要包括两项要求：一是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二是此人确实犯罪。在对一个人实施惩罚的过程中，这两项要求缺一不可。如果我们脱离了诉讼程序，由当事人自行解决社会成员之间的争端，就等同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那就会是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差不多每一次冲突的解决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法律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专门化的司法机关的出现标志着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从而避免了人类的冲突和灾难，社会在理性的基础上发展。

　　遗憾的是，由于传统使然，现实中不通过司法机关解决问题而导致的案件仍时有发生，彭文军盗窃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法律程序的神圣性需要我们不懈地去追求，去维护。

　　主持人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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