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卖血得四万供子上大学 儿却中途退学不知所踪(一)

　　老父卖血得四万供子上大学 儿却中途退学不知所踪(二)

　　小良现象引起各界关注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期节目中隐去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相关人物的真实姓名。

　　《新闻纵横》节目昨天和前天播发了顺老汉卖血供儿子上大学，如今儿子小良不知去向的

　　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为了满足顺老汉的愿望，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有关小良去向的线索。昨天下午，记者找到了小良上大学期间，住在同一宿舍的同学小李和小黄。其中，小李在北京一家单位工作，他说，他和小良的关系还不错，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7月6号，毕业离开西安的那一天，至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以前上网还可以找到他，现在在网上也找不到了。小李说，曾听说小良到北京来工作，到底来没来也不太清楚。

　　小良的另一个同学小黄在四川成都工作。小黄说，虽然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小良，但是去年9月份他们在网上偶然相遇，各自讲了自己的情况。小良还在网上说，他在北京连续跳了几个单位，具体什么单位没有说。

　　在《新闻纵横》播出关于卖血父亲顺老汉的报道以后，记者的办公室接到了许多热心听众和其它媒体同仁的电话，说是要通过做节目、做报道等手段，帮助顺老汉一起寻找儿子小良，并想问一问，顺老汉家的详细住址和他们真实的姓名。由于在采访中，顺老汉曾经非常郑重地说，最好不要透露他的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只得尊重他的要求，婉拒了一些单位和个人的好意。

　　一位听众打来电话说，顺老汉和小良的故事是种种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个例，但从小良的某些行为来讲，也反映出部分青年人带有的普遍性的心态和价值观。

　　一位听众说，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他是97年从武汉毕业。他家的情况比小良要好一些。但是，在上学期间，同南方同学比，经济状况要差一点。感觉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而且，他周围的很多贫困同学也都是这样，他们的生活很压抑，基本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即使同外界沟通时也比较做作，不自然。记者问，您觉得这种压力是同学自身原因造成的，还是社会歧视造成的？他说，两方面都有，主要还是自身的心理作用。有一种自卑的想法。尤其现在，社会上落差比较大，对比更加强烈。因为现在人们更看重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记者在采访小良的同学时得知，小良在学校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父亲卖血供他读书，而是把自己的父亲说成是一个经济状况还可以的“包工头”。小良的同学说，小良在学校花费要比其他同学多，有时候给远在外地的女友打电话，一天的电话费就用掉100多块钱。做为一个青年人来讲，小良的这种做法可以理解，然而正像一些听众说的，因为小良有着那样的家庭状况，做为大儿子的他应该多考虑一些对家庭和父母责任。

　　听众甲：在中国来说，孝道是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小良发生的事情感到很震惊。我在想，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但希望社会更多关注仁爱，包括同事之间、父母之间。要有爱心。

　　听众乙：小良的行为有点失去良知了。他可能很无奈，但我觉得做为一个人来讲，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付出这么多，他对不起这几年所受的教育。很多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在他身边，他不去学，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这太可悲的。

　　听众丙：对小良，哀其家庭贫困的不幸，但也怒其立身做人不正，在学业上不刻苦的不争。应该说，有一种气愤的心情。对他的父亲很可怜，很同情。到目前，我们还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试图同小良取得联系。昨天，新闻纵横节目记者编辑的捐款连同有关小良的一些最新信息，一起寄给了远在西北农村的顺老汉。

　　我们的报道在社会引起的各方反响是广泛的。综合各方面的评论，包括听众电话和网友的发言，我们发现，大多数人谴责小良的做法，谴责他缺乏责任感，对不起父母，有些语言甚至很激烈，也有一些听众对小良的处境表示同情。

　　谴责也好，同情也罢，人们在渲泄着自己情感的同时，没有忘记这一现象留给我们的沉重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小良的心理和行为无法让人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和社会应该负多少责任?面对一个迷途的羔羊，我们只能一味地挥舞手中的皮鞭吗？小良今天的问题和贫困大学生面临的诸多压力，难道不是我们社会某些地方价值取向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吗？在明天的《新闻纵横》节目中我们将请有关专家、学者就这一事件暴露出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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