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已经年过三十的“孩子妈”,儿时有的因为家庭的陈旧观念、有的因为经济的贫困而辍学,造成她们现在连小学文化程度都未达到。最近,她俩结伴来到了石景山区黄庄小学,要求完成小学学业。她们的诚恳,打动了黄庄小学的教师们。经过认真考虑,几天前,黄庄小学终于接收她们为正式小学生。她们能适应小学的学习吗?什么原因成了她们重新学习的动力呢?昨天,记者前往黄庄小学采访了这两名30多岁的小学生。
●文化太低好好的工作不能干
这两名新生一位叫阿珍,另一位叫阿云。
阿珍是四川人,小学二年级时为帮家里照顾小孩而辍学。
1988年,阿珍来到北京打工,当过工人、饭店服务员和会议室管理员。
那时,她最怕写字,比如签字领工资,写个人简历等等。老乡介绍她当上了一家大单位的会议室管理员。刚开始,她只干一些扫地打水的杂活,后来领导要求管理员还必须负责为与会者登记,阿珍顿时犯了难:“除了自己的名字,我哪里会写字啊。读个报纸都磕磕巴巴的。”她惋惜地辞掉了自己心爱的工作。
阿云是河南人,她之所以能鼓起勇气补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儿子。因为家庭贫困,她在上到小学四年级时辍学。阿云以前一边在北京打工一边始终想找个机会补补文化课,可总是因为忙这忙那没有做成。如今儿子已经在一所重点小学上二年级,再不学习根本没办法辅导他。“他的功课很好,我现在连辅导孩子默写生字都有些吃力了,所以迫不及待地来学校补习。”
●执著求学诚心感动小学校长
失去心爱工作的阿珍产生了再进学校读书的想法。后来阿珍在北京结婚生子,生活平静,可读书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当孩子进了托儿所、自己的家务负担开始减轻以后。阿珍和当售货员的阿云是一同在饭店打工时的好友,两人在一次长谈后都深深地感到文化的不足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不便和痛苦。“我们去附近小学看看,有没有能接收咱俩读书的地方。”阿云对阿珍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读完小学还要读初中,还要学电脑、英语,有了文化,找工作时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开始她俩先去了住家附近的一所私立小学,校长被她们的想法所感动,很想接收她们,可一位主任不同意——她们有工作,有时来不了,如果其他学生想“她俩怎么那样特殊”,那我们老师还怎样管理?
被拒绝后,阿珍和阿云并没有失去信心,而是来到了石景山区一所打工子弟小学——黄庄小学。黄庄小学的陈校长开始也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考虑考虑。这期间,阿云不断打电话向学校询问,并托老乡恳求同是河南人的陈校长。最后,校长被她俩的诚心所打动,同意了她们入学的要求。
阿珍把自己即将重新上学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家乡的老父亲,曾当过教师的父亲在电话那一头沉默了许久,再说话时声音有些哽咽了。“他现在后悔没让我上学读书,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那么多痛苦。”阿珍这样推测,自己也哽咽了。
●老师同学特别照顾两位学生
阿珍开始被分到了三年级,听了一堂语文课,觉得难度太大,最终从一年级开始读起。“上课时许多小同学好奇地回头看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能重新回到学校,我特别兴奋。”和记者说完,阿珍又夹起书找班主任补课去了。阿珍的班主任是一名60多岁的老教师,总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免费给阿珍补课。由于刚入学,阿珍甚至不知道班主任的名字。
年龄相差虽然如此悬殊,黄庄小学的同学们却和两位阿姨相处得十分融洽。记者在阿云旁边听了一节课,发现孩子们一直称呼阿云“阿姨”,他们并不觉得班里来了个大人如何特别。一个同学看到阿云用圆珠笔写的名字说:“阿姨写的字还真漂亮!”平常阿云如果有什么不懂的数学问题,也会“不耻下问”,都能得到小同学们的认真回答。一到下课,阿云桌边马上会聚起一堆小朋友,大家有说有笑。
黄庄小学的学费一年600多元,当阿珍和阿云去交费时陈校长却对她俩说:“先听课吧,你们的求学精神对我们的学生很有教育意义,鼓舞了爱学习的学生,也令不爱读书的学生反思,学费以后再说。”
●顾及面子请求记者为其保密
上四年级的阿云显得有些怕羞。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和四年级的小学生们作同学,这毕竟是一件挺不好意思的事情。她再三要求记者不要暴露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阿云说,她可是鼓足了勇气并且有姐妹做伴才肯迈出这一步的,为了保密,只告诉了丈夫。不仅在单位要瞒着同事,怕他们笑话,在家里还要瞒着儿子,怕小孩子嘴不严说出去。
有一次她自己用的四年级课本不小心让上二年级的儿子看到,差点露了馅儿。儿子很奇怪地问妈妈,咱们家里怎么会有四年级的课本,而且和我用的还不是一套?阿云急中生智,告诉儿子说:这是妈妈在书店买来的,我先看看好提前教你。儿子也没怀疑,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妈妈在另一间小学里也在上学。
阿珍的丈夫也特别支持她重新上学,但在阿云的影响下,她也不希望暴露真名和拍照,因此记者为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在文中用了“阿珍”和“阿云”两个化名,并且没有拍照。
●迈进学校顿时一片海阔天空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阿云和阿珍又有了更大的“野心”:“这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错,我们想长期坚持下去,说不定能修完初中课程。那时候,我俩不用上学校也可以自学了。”
对于阿珍和阿云来说,首先要克服没有时间的困难。因为她们不仅要照顾丈夫、孩子的起居饮食,阿云每天还要坚持上班,正常作息常被打乱,因此只能在工作间隙挤时间来听课。“看着身边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学习、玩耍真令人羡慕。我们这些人因为没文化受了很多苦,所以希望孩子能好好学,将来生活得比我们好。”
晨报记者马多思赵戎文并摄
采访后记
其实,无论别人怎么看,只要阿云和阿珍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能够突破内在“障碍”、重新坐进课堂,就是一种成功和积极的改变。虽然此前两人曾找过一所小学,学校以她们年龄超标、不便于管理为由拒绝了她们,为她们的求学之路添了些波折。正因如此,更显出了黄庄小学校长和老师们的可贵。
据教育界人士介绍,解放后全社会曾大规模办起扫盲班。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在城市人口中,中学毕业已经成为人们的最低文化水平,“扫盲班”自然随着历史的流逝消失了。但是近些年,随着北京外来人口的增加,一些原先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往往无法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找到“充电”机会,所以在生活和就业上很难适应城市发展。
记者了解到,阿云的许多伙伴都和她文化水平相似,有不少人也想出来学些东西,只是苦于没有正式途径。目前社会上民办学校、培训班虽多,却没有针对这一低起点人群的。少数新建小区的社区学校虽有针对成年人的扫盲班,但数量太少。
可喜的是,部分打工子弟小学正在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希望更多的阿云和阿珍能有机会走进课堂,实现她们的梦想。晨报记者赵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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