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苏庆先

　　在温州，吴伟和他的“爱侣”公司并不出名。6月底，记者一下飞机，便试图从的士司机口中打探吴伟的消息。面孔黝黑的司机一脸茫然，“温州的工厂倒是不少，就是没听说有做‘这种东西’的。”

　　司机姓刘，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性玩具”的提法似乎让他有些难为情。“温州有很多性用品商店，里面的‘东西’好像都是外地的。”他用肯定的语气说，当地很少有人买这种东西的，“让老婆知道了，还不被骂死？！”

　　供职于当地某杂志社的老王担任记者的“向导”，在记者飞赴温州之前，他从朋友处打听到了吴伟的公司。几次联系未果，我们决定主动“出击”。

　　认识“亚当夏娃”

　　首先来到“亚当夏娃保健品有限公司”。这是吴氏企业中负责销售的子公司之一，吴伟的二弟吴辉坐镇其中。公司紧靠一条小马路，门面并不大，似乎有些羞涩地“偎依”在一家小酒店旁边。

　　在该公司销售部，产品展示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性保健品，几只长短不一的“性玩具”(他们称作“健慰器”)如哨兵般排成一列。

　　老王一口流利的温州方言帮了记者的大忙。业务员将我们领到一间朴素的办公室，总经理吴辉正在里面办公。

　　30岁出头的吴辉显得成熟而稳重。他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是“最早介入这一行业”的人。他告诉记者，1992年全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开张后，他特地去北京作了实地考察，感觉“这一行业大有可为”，于是在1994年下半年成立了“亚当夏娃性保健品商店”。这是全国第二家性用品商店，自然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效应。“1995年以后，全国大大小小的店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吴氏企业在“亚当夏娃性保健品商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如今，吴伟和父亲管理着中日合资“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吴辉坐镇“亚当夏娃保健品有限公司”，老三吴晓则主持着上海分公司，手下有包括“爱邦”、“宏良”在内的十几家连锁专卖店。

　　吴辉告诉记者，“爱侣”保健品公司原为亚当夏娃公司下属的医疗器械厂，后来同日方合资，才成立了如今的中日合资“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经济上独立核算，但同时维持着合作关系”。每家都实行股份制，每人都有自己的股东。同温州其他家族企业相比，吴氏企业的经营模式显然有些另类。

　　吴辉的“亚当夏娃公司”主管销售，他哥哥吴伟的“爱侣公司”则负责生产。按吴辉的说法，这叫“以器具生产为龙头，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2000年，爱侣公司同日方合资经营，在得到日本股东提供的最新技术后，“爱侣”牌健慰器逐步打入国际市场，如今90%的产品都以外销为主。去年，吴氏企业的销售额达到800万美元，国内市场份额也已占到了70%。

　　吴伟印象

　　吴伟在业内一直以冷静踏实著称。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拼，在上海待了十几年，两年前还在从事医药销售的生意。自公司产品打开国外市场后，他就打算一门心思干下去。此前，有路透社记者前来采访，把这个中国的“性玩具商人”介绍给了全世界。随后，意大利、德国、法国等的媒体记者纷至沓来，《时代》周刊也从美国本土派来记者，在他们眼中，“观念落后的中国能有这样的工厂，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吴伟的“爱侣公司”位于温州市郊的工业园区，平静地隐没在一片住宅区里。公司大门也很低调，唯一比较“晃眼”的，是门口两只系着红绸带的铜狮子。一只铜狮的底座上，刻着一行不易觉察的字体：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大楼。

　　《时代》周刊曾这样形容吴伟：“短短的平头、大方框眼镜加上淡漠不羁的神情，使33岁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坐在性教育课堂末排的青涩少年。”而当我们在“爱侣”办公室见到这位青年才俊时，他浑身洋溢着的成熟魅力却是不可阻挡的。

　　吴伟一开始有些警惕。在确认我们的身份后，他才有些无奈地接受采访。

　　“神秘”的展示厅

　　如果你有幸走进这间“神秘”的展示厅，相信一定会为眼前的景象而目瞪口呆。几排如同卫兵似的“健慰器”挨墙“肃立”着，颜色、尺寸像极了大街上的彩虹冰棒，有的甚至还能发出微微的电光。“西方人都喜欢颜色‘跳’一些的，”吴伟笑着说，“可能是因为口味不同吧。”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男、女用“健慰器”，它们整齐排列在四周货架上，各种尺寸、大小、颜色，一应俱全。

　　展厅一侧还摆放着不少如同真人般大小的充气“玩偶”。“她们”相貌不同，肤色各异，却一律将深红色的嘴张成大大的“O”型，像是因为刚从昏暗的厂房流水线上滚落下来而惊魂未定。“她们”的构造既具备了解剖学意义上的准确无误，又附带了生理学层面上的夸张意味，显得有些滑稽可笑。面对着这些世界各地的“尤物”，吴伟微笑着说：“这都是欧洲客商定购的，他们喜欢在开Party时将它们用作玩具。”

　　吴伟从架子上拿出一只男用“健慰器”，这是采用日本高科技生产的最新产品，国内市场上还看不到。这种“塑胶肉”摸上去手感极好，如果通上电，还会左右震颤，并发出微弱的亮光。在日本股东强大技术力量的支持下，他的产品已达到世界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难怪美国最大的性玩具生产公司TPC的总裁会亲自赶到温州，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到底有什么法宝。一些香港、台湾的同行也会艳羡不已，他们常派出伪装成外国记者的商业间谍，以采访做掩护，企图剽窃他的最新设计。

　　吴伟并不以自己的职业感到难为情。“它们可以帮助降低性病的发生率、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甚至还能对减少强奸犯罪起到些许作用。”吴伟说，当他们的产品打入美国市场后，才了解到当地经销商会固定为一些单位如监狱、远洋船队、军队等提供“性玩具”，“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去考虑。”

　　吴伟的雄心

　　《时代》周刊评价吴伟是“中国逐渐壮大的‘业主阶层’的奠基者和中坚人物”。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从他的车间里，每天约有1万只“性玩偶”下线并销往世界各地。而这远远不是吴伟和他的日本股东的终极目标，吴伟透露说他们正计划投资1200万美元开办新厂(新厂房比现在的大2倍，7月份就能搬进去)，力争使销售额突破1亿美元。

　　这一目标颇具野心。“爱侣”牌健慰器去年的销售额激增了1200%，其中的90%是出口外销。目前，吴伟正和他的日本合作者着手开发一些可满足“特殊口味”的新产品，例如有着皮肤质感、会动、会说话的人型玩偶。

　　弗洛伊德有一句名言：性，存在于每个人的日程中。而按照我们的日程，则要去参观他的生产车间了。在一间净化车间，6个不同年龄的女工正往一堆绿色半成品上倒着半透明的消毒液。她们麻利地将“玩具”排成一列，由生产线送到下一个加工程序。吴伟走到车间角落，仔细查看着一箱粉红色的成品“玩具”。他检查了电动装置，并从玩具表面挑出了一些小瑕疵。对“性玩具”来说，质量是第一位的。成品“玩具”经过清洗、消毒后，才能进入包装车间。

　　西方记者在参观了吴伟的工厂后认为，从目前的规模和产量来看，吴氏公司事实上已进入世界性保健行业的前十位。但吴伟很有自知之明——尽管进入了前十位，但同世界其他一流生产商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越到后来越艰难，”吴伟说，“我们面临着如何建立销售品牌的问题。如果制作来料加工，销售命脉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你就不可能成为最大的。”

　　他坦言说还要不断地学习。“现在明显感觉知识不够用了。”吴伟手下有5个MBA，他在管理企业的同时也在向他们学习市场操作，学习英文。“市场会成熟的，”吴伟充满自信地说，“直到中国人对这种产品习以为常，就像他们口渴了要喝水那么平常。”-

　　“成人玩具”，一种人性的关怀

　　实习记者／杨江

　　“我把它叫做按摩器”

　　“上海华光性保健用品商店总经理”，陈伟颖双手一摊，“我的名片就是这样开头的！”陈伟颖，上海人口情报中心情报研究室统计师，学医出身，曾组织参加过多项人口调查，对性文化有一定研究。

　　陈伟颖的店面很亮堂。透过玻璃墙，里面被叫做“成人玩具”的特殊医疗保健用品一字排开，直刺眼帘。记者在店前徘徊一阵后，终于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这很正常，我刚开店的时候，要和伙计交代事情都是躲在门外偷偷朝里面招手。”面对记者的尴尬，陈伟颖坦然一笑。5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她也见证了顾客的性观念变化过程。与5年前那种“偷偷摸摸”、“谈性色变”的感觉相比，现在的顾客已经自然、大方多了。

　　“倩夫人”、“都市情人”、“美人鱼”，玻璃柜橱内成人玩具琳琅满目。陈伟颖说，名称太多关键还是看质量。“本品采用医用无毒PVC乳胶制成，极富弹性，安全可靠。”她拿起“倩夫人”给记者证明了说明书上的所述。“我们的工作人员80%都是医生，我进的货要求必须同时具备营业、税务、卫生、检验、国家有关部门批号等多种证件。”陈伟颖介绍目前国内有辽宁、深圳、温州、广东等7个厂商获得了国家或省一级的生产批文。

　　两名中年男子在张望一番后走了进来，在成人玩具柜橱前观望了一阵，又一声不响地走了。据陈伟颖的观察，顾客一般都要经过这个观望的过程，过不了几天往往可能又会回来购买，“毕竟，他对这种产品有需求。”

　　“北极熊”、“金钱龟”、“鸭舌兽”，柜橱内女用成人玩具并不比男用的少，但记者在采访期间却没有看到女性顾客的光临。陈伟颖说，按照实际销售额，女性用品反而超过男性，只不过购买的多是男性而已，“我们这里平均每天都能卖掉一个。”

　　陈伟颖的顾客主要是残疾人、已婚男女和单身人群。残疾人是最典型的一种，由于很难通过正常的婚姻生活解决两性需要，对这类商品的需求比较突出，往往是由他们的父母代为购买；已婚男女多由于妻子怀孕、丈夫性功能障碍或两地分居，转而通过“成人玩具”来替代，经常出现丈夫帮妻子购买、妻子帮丈夫选购的现象；单身人群暂时不想结婚，却对性存在需求，比如海员和白领等一类人。

　　陈伟颖说，人有“食”和“性”的两大欲望。在古汉语中，“祖”的右半部分由“男根”象形而来，而早在汉朝以前就已出现了“木祖”、“铜祖”和“玉祖”，他们的功能类似于现今议论颇多的女用“成人玩具”，多用来满足某些沦落深宫后院而不得宠幸的女子在生理上的需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开放不开放的问题，人毕竟还有动物性的一面。”

　　“人不死，欲不灭。”陈伟颖透露，大部分顾客都在40岁到70岁之间，“性是人的自然需求，根本无法彻底压抑，还是顺其自然为好。”有些顾客甚至是拄着拐杖、说话时嘴唇直哆嗦的高龄老人。她认为人在更年期对于性的需求因人而异，有一些夫妇往往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不能得到满足，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人玩具调节了夫妻生活。

　　“所以，我不赞成把这些商品称为成人玩具或特殊医疗保健器械！”陈伟颖一直都把它叫做“按摩器”，她认为这和一般按摩器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按摩的部位不同而已。

　　青年爱侣的礼物

　　位于南京东路的“爱邦”性保健品商店地处人口流动较大的街道，它的顾客也就具备了流动性。据记者观察，半小时内来了三四十位顾客，包括20岁左右的女孩和七八十岁拄着拐杖的老者——南京路上所能找到的游客类型在这里几乎都代表了。

　　老板吴晓介绍说，西方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性商店，大约从1987年中国各大城市的百货商店内开始出售“性工具”，到1992年各种各样的“性用品商店”已经是相当普遍。而“爱邦”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率先在上海打开了性用品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具备了一定品牌效应。

　　“顾客中外地人和外国人比较多！”在西方，很多国家对性工具都有非常正常。一对青年夫妇走了进来，丈夫在女用“健慰器”前指指点点，被妻子嗔怒地捶了一拳。“有些小青年把这当作生日礼物来送人！”营业员也觉得很有趣，青年人送礼物讲求新颖，竟然相中了这些“器具”，富丽堂皇地包扎一番后郑重其事地送出去。

　　据有关调查，人类性功能障碍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为10%，男女的比例大约为2：3，吴晓说成人玩具有助于提高夫妻生活质量。营业员也很坦然，说她们从来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尴尬，“可是，我从来不告诉孩子我的工作，等他们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我们是在推销一种观念”(爱侣保健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访谈录)

　　记者／苏庆先

　　6月24日下午，吴伟坐在他那间光怪陆离的展示厅里，向记者坦承：“爱侣”推销性保健品的过程，实际上也在推销一种新的观念。

　　直到一年半以后，我们才拿到第一张由国家药监局签发的批文。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开办这个厂子的？刚开始时遇到哪些困难？

　　吴伟：1994年，我从杂志上得知北京开了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于是便同现在的董事长一起飞过去，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性保健品品种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但顾客的购买力很旺。我看了一下那里的“器具”，质量并不高，据了解大都是地下厂生产或走私进来的。我们的董事长是搞机械出身的，他一眼就看出里面的质量问题。当时他告诉我，如果我们搞的话一定比他们的要好。

　　于是我们开始研究自己的产品，然后将样品拿到省药监局。当时，还没有任何一种器具用于临床试验，我们就告诉药监局说，我们的产品，尤其是女用器具，比北京商店里出售的要好。省药监局很感兴趣，但是在当时，性保健品还是作为淫具被严厉打击的，而且禁止进口，所以申请批文的难度相当大。浙江省公安厅领导听了我们的陈述，认为性器具在一定的程度商有治疗性障碍的作用，并防止性犯罪的发生，因此对我们很支持，并协调计生委、公安局、药监局等各个部门，呼吁一定要突破这个禁区。

　　我们做了半年的产品临床实验，然后开始调查社会影响，从各方面了解情况，收集材料，论证生产性器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直到一年半以后，我们才拿到第一张由国家药监局签发的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和市场销售许可证。

　　我们一开始就赔钱，从1994年一直赔到2000年。只有在同日方合资以后，我们开始做外单，才开始赚钱。

　　记者：尽管人们的性观念正在逐步得到解放，但传统观念毕竟还为许多人所信守。你们有否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吴伟：总的来说，人们的性观念还是比较落后的。我认为，现在国内出售这些产品还有些超前，从销售数字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销售量还不及日本。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赔钱，从1994年一直赔到2000年。只有在同日方合资以后，我们开始做外单，才开始赚钱。现在我们90%的产品供出口，只有10%在国内销售。

　　记者：除了传统观念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目前国内性保健品市场的销售？

　　吴伟：目前，国内这一行业的状态不是很好。一是缺乏有力的宣传，二是管理比较混乱，三是正规厂家一直受到地下工厂的冲击。地下生产者是最让人头疼的。广东等地有很多地下工厂，他们生产成本低，加上走“薄利”的路子，往往逼我们不得不降价，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利润。由于假冒伪劣产品的猖獗，这个市场已经由原来的厚利转为现在的微利。

　　记者：从一开始就赔钱，一直赔了6年，你们是怎样支撑到工厂盈利的？

　　吴伟：以前做药品生意时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因此可以保证一定的负债经营。在亏了几年后，我本来不想继续做下去，但后来去欧美转了一圈后，发现海外市场的差额利润还可以，于是我彻底抛下医药销售的工作，全身心来做海外市场。

　　最关键的一点，与日方合作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使我们的产品几乎在一夜之间达到了国际水准。

　　记者：你们是如何同日方建立合作关系的？

　　吴伟：1996年，随着市场潜力越来越大，国外的客商也陆续同我们接洽，但当时我们并没有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也达不到国外要求。当时，我们就考虑同国外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设备和管理，从而达到跟国际接轨的水平。

　　2000年，一位日本观光客看到我们在上海的连锁店后，回国将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双方在他的引荐下很快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修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厂房。

　　记者：同国内其他厂家相比，你们有哪方面的优势？

　　吴伟：从产品开发到研制，我们具备国内最大的优势，不仅拥有国外的先进信息资源，而且具备引进国外的人才和技术的渠道。我们仅花在产品开发和人才引进上的投资，一年就高达今年销售额的15%，而且，我们每天都有1-2个新品种开发出来。我们的优势在于多功能产品的开发，包括声音、温度、自动旋转等功能。

　　此外，低廉的劳动力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新产品在价格上可以低于国外同等产品，从而轻而易举地占领市场。另一方面，我们研制的许多新产品也填补了国外市场的空白。不久前，创立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最大的性玩具生产公司TPC的总裁曾来温州考察，他说要看看这个对他们造成很大威胁的公司究竟有何制胜法宝。

　　我们也很重视销售本土化，我们在美国的分公司直接雇佣了美国员工。目前，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分公司实行了合作制，即利用当地原有的销售网络来扩大我们的产品市场。

　　海外一张订单就够我们忙两个月，我们现在是24小时生产，吓得都不敢接订单了。

　　记者：这个行业目前有多大的利润空间？

　　吴伟：我只能给你一个惊叹号，因为现在市场的潜力根本没有被激发出来。你可以想象，海外一张订单就够我们忙两个月，我们现在是24小时生产，吓得都不敢接订单了。现在，厂房规模和人员数量都跟不上公司发展，而职工扩招又遇到了问题——国内根本没有同行业的人才。工厂本身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的利润空间也无从谈起。-

　　李银河：应健康地对待性玩具

　　记者／苏庆先

　　记者：所谓性玩具在国内的历史、发展情况如何？它的整个业界情况如何？

　　李银河：性玩具在中国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例如，位于北京西四闹市区的“亚当夏娃商店”就是出售此类商品比较早的一批商店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全国各地都有出售此类商品的商店，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但是总体规模想必是相当大的。

　　记者：它在国外被称作“玩具”，而在中国却被一些人归为“第三类医疗器械”之列。您怎么看？

　　李银河：我从未听到过“第三类医疗器械”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性玩具在中国一般被称为“性保健品”；出售此类商品的商店被称为“性保健品商店”。

　　记者：一些人为何总对性保健品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态？它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性保健品？

　　李银河：我认为国人对待性保健品的态度与我国传统的性文化有关。在西方社会中，由于宗教信仰的影响，人们对性及性玩具的态度分为旗帜鲜明的两派：否定派认为性是罪恶的，肮脏的，性玩具更要反对，有些居民会抗议性用品商店在自己所居住的街区开办，认为是一件有损体面的事；肯定派则认为性是正常的，美好的，对性玩具更是完全接受的。

　　在中国传统的性文化中，性既不是罪恶的，也不是特别美好的，而是阴阳和合、天地自然、延年益寿的一种活动。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喜欢从健体强身的保健角度来理解性活动，所以性保健品才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各地，甚至出现在闹市区。有些外国人对此表示诧异，我倒觉得国人对待性保健品的态度是健康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对待性活动的想法是可取的。正如福柯所说，许多东方国家拥有“性的艺术”，而西方只有“性的科学”。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时性玩具被归为“淫具”一类，那么现在的性保健品和所谓的“淫具”相比，区别是什么？两者有无界定的方法？

　　李银河：由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禁欲倾向，性玩具被视为“淫具”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那段非常时期，“万恶淫为首”是主流意识形态。现在，人们从“文化革命”那样丧失理智的癫狂中清醒过来之后，过去的“淫具”就恢复成现在的“性保健品”了。二者本无区别，只是人们的观念改变了。

　　记者：性玩具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如何？

　　李银河：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的中国，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从印象中看，性用品的品种会越来越丰富，出售性用品的商店也越来越多。我们有理由对性玩具在中国的发展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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