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死了‘黑诊所’！”从河南来石家庄做小生意的驻马店农民李文举欲哭无泪。6月29日，他妻子在石家庄市槐北路一家无名“黑诊所”分娩时被夺走了生命，成为近三个月来“黑心医生”手下的第7个冤魂——

　　卖菜妇女开诊所

　　4月8日，一位河南籍打工者送妻子到裕华区小马村附近的益民诊所生产，由于诊所设备不全，没有办法进行检查，便直接引产。因脐带缠绕，婴儿出生后迅即死亡，孕妇产后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母子两人双双罹难。

　　4月16日，随丈夫来石家庄做生意的杨某在石家庄槐底村的一家诊所产下一女婴后，出现了大出血症状。由于诊所条件简陋，没有抢救设备以及相应的技术力量，产妇终因失血过多没能保住年轻的性命。

　　5月6日，一位河南籍孕妇在位于石家庄尖岭村的“早晚诊所”分娩，难产死亡，因延误时机，她腹中的双胞胎也未能存活，三条人命顷刻间灰飞烟灭。

　　遭受丧妻之痛的李文举告诉记者，6月29日，他是在老乡的介绍下送妻子去那家小诊所的，当时孩子生下来后，胎盘却没有完全出来，医生就用手使劲按他妻子的肚子，后来胎盘出来了，他妻子却出血不止。医生说没啥大事，还是继续按。结果血越流越多，他妻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医生见实在没办法止住血，才不得不送往附近的老年病医院，但为时已晚。据了解，开办这家诊所长达8年之久的竟是一个卖菜妇女，她没有任何行医资格，只会治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

　　“黑诊所”竟然雇佣黑社会

　　7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地处市区的尖岭村，就发现有三家小诊所。在裕华区一个村子，记者粗略数数，小诊所达七家之多，都在“正常营业”。记者暗访发现，多数无证小诊所均位于城乡结合部或小区、村内的偏僻之处，贴个“红十字”，室内一桌一椅，放几个药瓶，就可以开张营业“治病救人”了。

　　一位河北医科大学退休教师说，仅裕华区一带非法小诊所就有百余家，为什么这么多？首先是行医有钱赚，所以有人干；其次是监管不力，所以能干。一些小诊所同卫生局的人有关系，“互相支持”，检查前打个电话，门一关走人了，怎么查？查谁去？

　　裕华区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说，这里的医疗市场一直很乱，像尖岭村致死人命的“早晚诊所”，卫生部门一年多来对它执法检查不下二十次，但限于执法权限，每次检查过后，该诊所就又违法开张，执法难度很大。

　　桥东区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田国栋说，他们局7个编制，三个领导加一个办公室主任，真正负责清查无证诊所的只有一个人，还要兼职别的工作，人单势孤，要查也得和市局一起搞联合清查。一些“黑诊所”雇佣黑社会或地头蛇充当保护伞，胆大包天，卫生部门的稽查人员经常受到围攻殴打。

　　“黑诊所”致死人命无人问？

　　痛失妻子的李文举至今悔恨不已：“要是早到大医院，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他告诉记者，他的几个老乡都是在这里生产的，一般花费不过二三百元，要是在大医院，至少需要上千元，他们辛苦一年可能都不够。

　　我国城市职工享有医疗保障，但外来人口的医保还是“空白点”。社会需求增加成为小诊所泛滥的重要原因。记者问一些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工得了病怎么办时，他们一个个苦笑着说：“看啥病？有病硬撑着，撑不下了到小诊所开点药，有了大病赶快送回老家去。我们不像你们城里人，看病有保障。”

　　一些专家指出，为城市外来人口建立医疗保障还不成熟，但是应采取措施，严厉打击“黑诊所”，加强房屋出租管理，建立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降低低收入群体的就医“门槛”，让他们能够看得起病。

　　新华社记者杨守勇董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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